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气氛大体融洽的晚餐之后，中美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导致人们对中美停止贸易战的看法发生了动摇。不过中国和美国官员都暗示他们会在限定90天里达成协议。
汽车关税的象征意义12月14日，经国务院批准，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自明年1月1日起，暂停对原产于美国的汽车和零部件加征关税3个月。这样一来，对美汽车关税从惩罚性的40%降回7月1日的15%。显然，这不是中美恢复贸易谈判的一部分，似乎作为中方谈判诚意的见面礼。尽管双方对主动邀请谈判的身份都有点避忌，但他们都急于向公众发布“好消息”，以彰显自己的工作成果。
之所以是“暂停”，而不是“停止”，意味着要取决于双方接下来的谈判结果。目前，美方贸易谈判的主导者，从财长姆努钦变成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今年5月份在中美贸易战开打之前，双方一度达成协议，但美国内部的分歧，使特朗普很快放弃了。这让姆努钦在中方面前的可信度大大下降，但并非失势。莱特希泽坐上谈判首席，美国试图传达的信息是自己的让步空间“非常小”。
大国之间的贸易博弈，无论任何一方自认为掌握了多少筹码，令对方举手投降都是不可想像的，必然的走向是双方损失惨重，而都认为适可而止了。现在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甚至比公众认为的还早一些。
汽车关税贸易战中的象征意义被大大强化。去年中国进口整车120万辆，而26.7万辆来自美国，价值大约130亿美元，占据美国对华商品出口的8.49%。而半官方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给出的数据则是，汽车对华出口总价值为80亿美元。其中的差异在于，不以中国为出口初始目的地的平行进口。
权重并非惟一考虑因素，农民拥有更多的选票，但大豆和玉米不过是初级农产品。单靠这两样东西，看上去像殖民地经济。而汽车则是工业实力的集大成者，工业岗位流失得如此之多，以致于美国要紧紧抓住所剩不多的“拳头项目”。即便这些车大多都是德国企业设在美国的工厂里生产的，准确地说，它们中的大部分来自于戴姆勒和宝马两家。
重新部署产能与回暖无关对于美国整体而言，中国消费者喜欢德系高档车远胜于美系，并非紧要问题。重要的是这些德系车在美国生产、招聘美国工人、在美国纳税。
何况，美国对华出口的高档车更多，平均每辆车价值4.07万美元（到岸价格），远远高于美国市场平均新车售价（不足3万美元）。高档车的利润更高，形象上也更能凸显美国的制造实力。尽管所有看过相关数据的人都清楚，美国的制造业已经不再是国家实力中最重要的部分。
宝马在南卡罗莱纳州斯帕坦堡设立了工厂，制造宝马X5等SUV车型。2017年中国总计进口宝马18.7万辆，其中超过10万辆来自这家工厂。
中国选择汽车关税作为升级后的报复对象，受伤最重的并非通用，而是宝马。为此，宝马高层正在认真考虑，如何重新部署全球产能分配，至少应该增加在中国部分高端车型的本土化。
现在这个好消息对宝马酝酿中的重新部署计划，几乎毫无影响。首先，这个政策即便是真的，落实也需要运气和时间。不像加征关税只须一纸命令到海关。其次，由于特朗普政府习惯性出尔反尔，中国的反应也势必有所伸缩。在中美竞争日趋扩大化和明朗化的今天，指望某一届政府的具体决定来配置全球产能，是非常愚蠢的。贸易战只不过加速了早该进行的“重新部署行动”。而这个动议一旦产生，就自己具备了生命力，不因局势转缓而自行终止。
中企赴美投资不是时候分析师们指出，从长期看，中国企业也将从汽车业摆脱“靶子”命运中受益。广汽、吉利、长城等企业一直希望进军发达国家市场，而美国目前对来自中国的整车征收27.5%的关税，也并非重点。在美国当地设厂，实现本地化，一方面可以享受所在州提供的税收、土地形式慷慨补贴，回避了整车关税。更重要的是，美国消费者更信任本土生产的车辆，德国和日本企业都在实践中证明了这一点。
华为事件仍在发酵，FBI的调查员近一年来每天都在讨论这家公司。在这种气氛下，美国官员经常警告中国某些对美投资构成“威胁”。就连德国汽车业也曾荣幸地“威胁”过美国国家安全。
美国的出发点是探讨中国资本的“目的”。不幸的是，“目的”可以被主观曲解，不需要证据。尽管2015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有84%来自民企，但这些资本都喜欢并购方式，这激起了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内部的辩论。
他们总是先入为主，将中国资本看作是市场的威胁，理由通常是怀疑资金的合规和管理问题。充当掮客的投行和律师们，总在嘴上将投资合规说成单纯法律问题，其实两者基本上都是借口。考虑到目前的中美两国之间的竞争气氛，投资关键行业，一定会被放在放大镜下仔细审查。显然，汽车就属于关键行业。
如果美国一直保持歧视性政策的话，中国友好地主动放弃汽车关税筹码行动，就不能得到对等回应，也就丧失了意义。“暖场”行动也不应是单方面的。汽车业当做人质的潜在风险不能解除的话，车企们都要重新考虑跨国产能和供应链，无论它来自哪个国家的品牌。这也是贸易战很难在一个晚上、用一纸协议终结的原因。它的破坏性在于，从心理上摧毁了企业对国际分工和贸易自由化的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