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1903年2月的捷克。奥尔加,一个20岁的姑娘,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应其所求,父亲为她在琴上弹奏着自己的歌剧《耶努发》。女孩渐入昏迷,父亲弹到全剧终止……4天之后,奥尔加离世。
在奥尔加生命的最后几天,父亲在笔记本上写下了她在弥留之际说过的话。“我死了……快死了……”“我不想死……”“别走了,都别走……”连声调、语气,他都一一记录了下来。并随之将这些话语,依照语气轻重、声调顿挫,分别配置了与之相应的一段段旋律……
不仅仅是死去的女儿——在布尔诺、在摩拉维亚各地的大街小巷中,父亲揣着从不离身的笔记本,一字一句记录着周围人的谈话,随后再将它们一一转换成相配的固定音高、节奏——与记录女儿死时的方式如出一辙。他将这些音符片段称为“口语旋律”,并将它们全部运用到自己的歌剧与器乐作品中。无论何时、何地,从他24岁开始,这一习惯保持了40余年。
这位父亲,就是捷克作曲家莱奥什·雅纳切克。
“音乐言说着那不可被言说之物。”如今,这话早已如雷贯耳。凭这一句,在群雄割据的艺术王国中,我们独独为音乐加冕。但人毕竟是矛盾的动物;音乐会过后,我们还是会不禁自问:“这首乐曲到底在‘说’什么?”
音乐确实在言说什么。并且,正因为无“言”可说,它的言说才需更加精确。结构鲜明的曲式、不断反复的主题、持续固定的节奏;总之,出于对言说的欲求,音乐发展了一整套自身的语言机制,并倨傲地摆出它的姿态:我无言可说——我说的,仅仅是我自身。
那么,为什么雅纳切克会反其道而行之,去关注音乐之外,那些生活中的日常话语?言说对他,又意味着什么?
雅纳切克的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故乡布尔诺,即摩拉维亚的首府。与之相邻的,是以布拉格为首府的波希米亚——两地共同构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捷克。直到一战前,独立的捷克并不存在,摩拉维亚、波希米亚均由奥地利国统治。19世纪后半叶,各地域的民族主义相继兴起;为缓解民族矛盾,奥地利同意在其治下的匈牙利实行自治。一个皇权、两个政府,此即“奥匈帝国”。然而,弱小的捷克却从未得到和“大族”匈牙利相等的待遇,虽力争自治,但终究未果,帝国成立后,捷克依旧处在奥地利的直辖下。这就更激化了两者的矛盾——为维护统治,奥地利决定对捷克实行高压政策。在摩拉维亚首都布尔诺,德意志语是主流用语。公立学校只教德语,捷克语则渐渐沦落为边缘的、只限于坊间的语言。
摩拉维亚被德语化了。这正是那个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各小民族的悲剧。一片无力捍卫自身、继而沦为无法言说的土地。而这与雅纳切克自身的境遇又何其相似?作为异乡的边缘人,身在德奥浪漫主义的黄金年代,却无法融入其音乐主流。甚至,还遭到同胞波希米亚音乐圈的排挤——对于各方都更处优势的波希米亚来说,摩拉维亚同样是异乡的存在。布拉格人不会把一个来自布尔诺的乡巴佬放在眼里。一个沉默的异乡人,连带身后那片沉默的故土:自青年起,捍卫摩拉维亚的“言说”,就成了雅纳切克留给自己的使命。
话说音乐与语言的纠葛,说来渊远。亚里士多德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倡,语言应像音乐,有着适时的节奏与音调。西塞罗更强调,能够说服人心的演说,是“具有节奏与和声”的话语。但注意:他们与雅纳切克所关注的,并非同一种语言。亚里士多德与西塞罗笔下的话语,是“集体”的。它规范我们的礼仪,统合我们的思想。而雅纳切克记录的,是那些未经书写过滤的,那些非体系的、民间的语言。“凡是未被德语化的,那些底层捷克人民口中的一切,才是捷克语最珍贵的所在。”我想,这就是言说对于他的意义:不是权力、主流,而是边缘,是个体。“艺术就在街头!”他曾这样喊道。
将卡夫卡扬名世界的捷克作家布洛德,曾记下了一次与雅纳切克的私会。畅谈中,雅纳切克突然拿出口袋中的笔记本,飞速画下一行五线谱,并在线上点出几组音符。“我需要记下来。适才我们的对话贯穿着某种特别的音调,在这个特定的情境里。”不可忽视这个“特定”:凡他所记,无不标明谈话发生的具体时间、地点、天气温度等一切细节……
我想到同为捷克人的米兰·昆德拉在《被背叛的遗嘱》中提到的一个概念:“当下的具体”。在其中一段,他写道:
我们可以努力地坚持记日记并记录所有的事件。有一天,重读笔记,我们会明白它们不能使我们回忆起任何一个具体的印象。更糟的是,想象不能前来帮助我们的记忆重建那已被遗忘的。因为当下——当下的具体,对于我们已是一颗未知的行星;我们既不善于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住它,也不善于通过想象重建它。人们死去,却不知曾生活过的是什么。
真是发人深省的文字。所谓具体,就是无数转瞬即逝的细节;它们分子般催生、绵延,共同构成我们生命的全部体验,无可分割,无可截断。但它们又终将逝去,剥离当下,存入记忆的抽象。在昆德拉眼中,小说的意义,就是要与这种“抽象”搏斗,以文学竭尽可能的方式,捍卫人类生命中一切即逝的瞬间。
也许同样,是女儿的死、母语的消亡,激励着雅纳切克最深层的创作动力——他与记忆,与“抽象”相抗争的方式,同样是将自己的全部热情投注到对当下的记录中:以音乐的言说,以言说的音乐。
对我来说,不论是贝多芬,还是许多其他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在我看来总是相距那个“真实”很遥远。但当别人对我说话时,很奇怪,虽然我时时听不懂他们口中的语言(捷克各地的口音有别),但是那些言语中的“音乐”啊……我立即就能听到他语气中的感情……他是否在说谎;是否极度不安;又或者,一段看似正常的对话,但我能感知对方的内心其实在啜泣。言说——人内心的“调性”——这对我来说才是最本质的真实。我所记录下的一切,都是带我进入他人心灵深处的一扇扇窗……
这段话,同样是进入雅纳切克创作核心的“一扇窗”。“那些言语中的音乐”,“人内心的调性……才是最本质的真实”。对于他,言语陈述的内容未必是核心,言者的语气、状态,才直指真相。换言之,“真”不在于说的内容,而在于“说”这个行为本身。而这一切只在言说发生的“当下”,才能被捕捉到。这是对语言传统立场的倾覆,也是雅纳切克记录“口语旋律”的真正动机——不在于一个人说了“什么”,而在于他是“如何说”的。
当我们以“如何说”的视角去看雅纳切克的创作,会发现不可思议的契合。在传统的创作语境中,作曲家将一个素材不断变体,以造出不同的新素材;新的素材与素材间有着不同的面貌、功能、意义。这些传统的音乐建构技法,无不聚焦于乐思内容的“发展”,而非对“言说”本身的关注。但在雅纳切克这里,一个素材自始至终都保持着它的原貌。它就像某种不断克隆自身的生命驱动:这些新的“分身”仍与那个原初的本体保持一致,变化的,只是它们的表达强弱、节奏快慢,是它们的语气、声调;是的,不在于说了什么,而在于怎样说。他的钢琴奏鸣曲《1905》的二乐章“死亡”,全曲从静态的、沉寂的死,到狂暴、悲愤的死,最后再归结于沉寂,主题动机一直维持着它的原型。只是通过对它语气的不断增强,调性色彩的不断改变,使我们听到了内心情状的持续推动。尾声前灾难般的高潮虽与开篇的沉寂构成剧烈的反差,但动机的原貌仍岿然不动。也正因为这不动,它才更深刻地揭示了“死”的悲剧特质。
他的弦乐四重奏《克鲁采奏鸣曲》又是另一个例子。该曲取材自托尔斯泰的小说《克鲁采奏鸣曲》,描述了一个由欲望促发的爱情悲剧——主人公在听了身为钢琴家的妻子与另一男小提琴家合奏的贝多芬《克鲁采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后,受到曲中无形暴力的驱使,因妒生恨杀了她。雅纳切克在此,同样以一个宿命般的主动机贯穿全曲;随着乐思进行,它演变出不同的分动机,但它们仍保留着主动机的原形,只是以其语气、声调的不同特征,分别影射着欲望、嫉妒、暴力等等与小说主旨相关的表达。他曾写道:“言说,就是意识的显现。”冥冥中,从欲望、压抑,到嫉妒、杀戮,是否也都归于同一个意识的延展呢?
如果传统音乐的构思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无穷,那么雅纳切克的视角,就是无穷归一;不是扩充、叠加,而是一切皆可被还原。作为听者,我们被吸入“一”的不断行进之中;我们不再关注于构思的发展,我们走进语调与意识的流动,走进一段段无可割裂的言说。
雅纳切克对调性的运用同样令人惊叹。作为20世纪为数不多的传统调性的拥护者,他对调性的用法却堪称前无古人。在他的创作中,和声转换从来就未曾按照固有的规则进行;它们非体系,近乎任意,却又听来这般天然,甚或“保守”。他坚信,人心深处自有音调——“听,这是一个痛苦的、渗着血的和声。”“听,这个和弦,如同低飞的燕子,向地面俯冲而来,却又腾空而起。”“听,这些不和谐和声像一把把刀,将一切言语强行切开。”就我所知,此前还没有哪个作曲家,以这样诗意、个人的态度论述过音乐语式的基本法则。
对当下、对个体真相所饱含的热情,成就了雅纳切克的艺术语言。在浪漫主义时期,他被主流排挤,无处伸展抱负;到现代主义时期,他孤身一人,做他自己的现代。如昆德拉所说:雅纳切克生得过早,在19世纪,他超前了;到20世纪初,到了捷克独立的时代,他又遭自己母国的冷落。待他终于成名之日,现代主义的大浪已去——他又错过了最好的时代。
在他的歌剧《马克罗普洛斯事件》中,有一个饮了特制魔药,活到337岁的女主人公,过着僵尸般的生活。在这个老人的身上,住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一个是不死之身,活了过久;另一个早就失掉了自我,死得过早。这是否也是雅纳切克对自身境遇的讽喻?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单身的他开始疯狂追求一个小他34岁的女人,并为她写了数千封情书……那姑且是一片渴望青春、挽留消逝岁月的愿景吧?
据传他是在病榻上,与这位年轻女子做爱时猝死的。如昆德拉所言,假如这是真的,那么对雅纳切克来说,是幸福的死亡了。在寄给年轻女人的无数封信中,他总是将她称作“我亲爱的吉卜赛人”,看来,他始终对“异乡”充满渴望。
摩拉维亚、摩拉维亚的语言,终究幸存了。对一颗这样渴望当下的心灵来说,他一定去了更远的世界吧。
照片中,我注意到马勒的手,蜷曲着伸向上衣口袋,抑或并没有伸向任何地方,只是自顾自地蜷曲着……翻看他那么多照片,我最喜欢这张。他在哪里,要去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