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的汉堡市已有了些凉意。我和朋友来到彼得大街39号的一座公寓门前。战后经过重新翻修,门前挂着一块小小的牌子:“勃拉姆斯博物馆”。缓缓上阶,二楼右侧的房间里,整齐地摆放着作曲家生前的手稿及藏书——当然,都只是复制品罢了。唯一的例外,是一架靠窗的老式平台钢琴,据说确是作曲家生前使用过的。趁其他游客不注意,我偷偷在琴上“验了验货”,果然声音颗粒饱满,敦厚圆实,符合主人公应有的偏好。四顾之下,墙面的装饰无不透着一股德国中产精英的纯正品味;照此布局,假如主人是位德高望重的老教授,或哪位有修养的资本家,也毫不违和。
聊想数年前的某晚,我曾站在贝多芬晚年住过的小屋窗外向内窥望——屋里一片漆黑,阴森至极,现在想来还不禁一阵寒战。在舒伯特死前所住的那间小到透不过气的卧室里,我联想着他坐在那架过于庞大的琴前,弹着《冬之旅》和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的场景,如此深刻的感触至今难忘。就连维也纳市中心的莫扎特故居,馆方有意在墙上刻下的主人生前的话:“我所期望的不过是声名、财富、和荣誉”,现今忆起,个中的现实讽刺意义也引人寻味。我想,这才是伟大艺术家们应有的故居吧。相对照,我此刻身处的这间屋子如此中庸无奇,毫无任何可称之为“个人性”的东西。不过,我确实不应苛求:此处不过是一个复制罢了。除了靠窗的那架钢琴,这里的一切,都与它的主人无关。
“下楼吧。”朋友说。
虽值正午,北德的夏风还是有一丝凛冽的气息。我们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不远处又是另一位德国作曲家泰勒曼的博物馆;更远一些,才是勃拉姆斯实际出生并生活过的原址,无奈二战时已被炸毁,才在邻街修建了上述的那家博物馆。记得多年前初到维也纳时,我就曾兴奋地找寻他在那里的故居,却也只是撞上了一块肃穆的石牌:“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曾于此居住”。一问才知道,原址也早经被毁。
“我已是一个局外人了。”晚年的他总是这样自嘲。这倒也是中肯之言。1894年,冯·彪罗、比罗斯、施比塔等挚友相继过世,到1896年,随克拉拉·舒曼的死,他的确是孑然一身了。“是谁在那里啊,在那一边站着?”老年勃拉姆斯越来越喜爱歌德的这句话——不用说,他一定是在其中看到了自己。谁不能呢?1883年瓦格纳离世,“新音乐”的呼声非但没有减弱,反倒在年轻音乐家中一浪高过一浪。虽然维也纳音乐学院不乏保守派的坚定拥护者;虽然在主流音乐界,他早已享有无可比拟的名誉,但这一切不过是“毁灭前的景观”。勃拉姆斯自己知道:未来并不站在他这一边。
这当中,首先绕不开历史的背景:1866年普奥战争爆发,奥匈帝国在与普鲁士王国的交战中惨败,呼吁全德意志民族统一的呼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凡是在思想上秉持民族统一的年轻学生无一不自诩“进步派”,热切投靠了瓦格纳的“阵营”。但相比思想的趋势,艺术的未来或许更严峻。勃拉姆斯比任何人都清楚,持续扩张的调性体系必定会走向瓦解。“音乐的历史也许就到此为止了。”某一个傍晚在林中漫步时,他曾对年轻的马勒这样说道。走上一座桥时,望见下方的湍湍急流,马勒不无深意地拉起老人的臂膀:“看,那最后一浪快来了……”
勃拉姆斯等不到那最后一浪了。并且,他再也无力像盛年时的自己那样,同前方那片汹涌的大海搏斗——不仅在死前的最后几年,在他更早一些的创作中,我们已然听到了这样的心境变化。与瓦格纳不同,他天性并非“宏大叙事”型的作曲家,但倘若在《德意志安魂曲》《第一交响曲》和某些声乐交响作品中,我们依旧能听到某种宏大的愿景,那么晚年的勃拉姆斯则在精神上彻底背离了它。在给朋友寄去其《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手稿时,他戏谑地写道:“这是我的一支小协奏曲。”
此话如何当真呢?这首“勃二”是音乐史上体积最庞大的协奏曲了。“小协奏曲”的说法也因而被后人解读为作曲家戏耍友人的恶作剧。然而,看似不经意的戏称,却道出了一个维度:在某种意义上,它真的是“小”的。厚重的形式外表下,全篇的素材尽其简练:全曲四个乐章无不是从三个音符,“Re、降Mi、Re”中衍生出的。在精神气质上,它也和早年蓬勃宏大的《第一钢琴协奏曲》迥乎不同。一乐章开篇起,便能明显地感到这种区别:勃拉姆斯在此打破了独奏与协奏的传统分割,钢琴与乐队哪怕在同一乐句中,也经常以相互交替、呼应的形式出现,形同室内乐。在三乐章的慢板中,他更以典型的室内乐形式让大提琴与钢琴独奏尽情对话;终乐章轻盈的笔风,也与常规协奏曲终乐章的辉煌叙事大相径庭。这就是《第二钢琴协奏曲》的两极:一面是宏大的音响,另一面是器乐间的亲密对话,好似一部藏在交响曲表象下的室内乐。以此看,“小协奏曲”的玩笑,其实投射出他晚年创作的真实心境。而以同样的“两极”,数年后的他又写下了《小提琴和大提琴二重协奏曲》——一部以室内乐情境置换了交响乐精神的作品。
从他全部的四首交响曲中,我们能看出相似的走势。《第一交响曲》以“贝多芬第十”的高调姿态横空出世,从构思到完成将近十年,终乐章的旋律更是直接影射“欢乐颂”的主题——全曲在一片热烈的声响中结束,堪称勃拉姆斯最恢宏的作品了。然而,对他了如指掌的克拉拉·舒曼却评价道:终乐章的辉煌并非勃拉姆斯性情的真诚体现。果然,此后第二、第三、第四交响曲越趋内敛:《第三交响曲》中,所有乐章皆以弱声收尾。《第四交响曲》中,前两个乐章弥漫着乡愁的气息,短暂热烈的三乐章过后,终乐章则严格依照巴洛克时期“帕萨卡利亚”的曲式写成,简明、古朴,甚至过于古朴——不见宏大叙事,不见英雄主义,这位“贝多芬的继承人”就这样为自己的交响乐生涯画上了句号。但就是在这般精简的古老曲式中,我们听到了远比《第一交响曲》的宏大尾声更为顽强的声音——那不再是“贝多芬继承者”,而是唯独勃拉姆斯才可能发出的声音:他的不甘、他的倔强。借由最为返古的形式,他控诉这时代的一切。
一切从简,正是勃拉姆斯的晚年走向。20岁时,他以三首钢琴奏鸣曲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舒曼正是在听了这三首后,撰文称年轻的他为“德国音乐的未来”)。但他晚期所作的钢琴作品却无一例外,都是小品集。他将这些小曲称为“我痛苦的摇篮曲”。让自己的痛苦渐渐入眠,这说法有意思——但什么是他的痛苦?貌似诗意的陈述背后,透射出复杂的内省:这正是他对贝多芬传统路线的弃绝。中年时的他曾说:“你无法想象时刻听着一个巨人(即贝多芬)在你身后的隆隆脚步声,是怎样的感受。”这样的压力也终究瞒不过创作本身:数年间,几十首弦乐四重奏的原稿尽被焚毁,而最终出版的三首弦乐四重奏虽然不乏令人激动、感人至深的段落,却不免仍有深陷形式主义之处,暴露出那些竭尽全力,却依旧力不从心的痕迹。
勃拉姆斯终究不是时代的英雄。不是那个能在捍卫传统的历史关头,堪与贝多芬相比肩的巨人。同样不幸的是,他也绝非天然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他没有舒曼金子般的诗性灵魂。他追溯古典,但缺乏古典内在的戏剧活力;他内心浪漫,却无法摆脱故往的形式传统。他到底是谁,属于什么时代?恐怕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对艺术创作来说,这几乎是致命的。此前,还未有哪个作曲家毕生在两道审美路线之间摇摆,又同时为它们所束缚。当汉斯利克、冯·彪罗等人将他与巴赫、贝多芬相比肩时,不知有无洞悉到他与后两者在才华、境遇上的本质差别。
因而勃拉姆斯的艺术,确实是痛苦的。这痛苦,在他毕生的音乐中贯穿始终,即便是以最为隐晦的形式,也全然无法遮掩。尼采以惊人的洞察力看出了这一点,并尖锐地指出他的乐思总是堆积、编排的成果,缺乏天才作曲家应有的“充盈意志”。然而,凡事皆有两面。一切复杂、深隐的痛苦,在历经漫长的纠结与挣扎后,也会安顿下来,渐渐散发出伟大的力量。在他的晚期小品里,痛苦成了痛苦自身的摇篮。一个个迷你的小宇宙中,精神的痛苦拥抱了技法的痛苦:斗争结束了。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小品是勃拉姆斯最为自然抒发的创作,但也同时是他最具形式性的。所有的声部——从旋律到一切内声部,无不以三四个音的动机构成,几无例外。无数相同的动机共同编织出一张张严密的网,但又那样的清澈透明,自然而然向远处撑开,隐遁于黑暗中。构思沉寂了下来,世界变得宽广了。
由大化小,却不见小。是的,贝多芬的宏大叙事,其实不属于勃拉姆斯——这正是历史对他的误解。只有在那些更亲密的空间里,他才能找到他自己的形式:不是充盈的、加法的形式,而是痛苦的、减法的形式。
曾经,通读他的交响乐谱,我总会不时地感叹。线条交纵的呼应、旋律起伏的对称,一概这样地工整、立体,仿佛它们自身就是一件件视觉符号的艺术品——相比听觉,视觉的媒介有时更能使人即刻了然那些技法的高明与苦心——恐怕也没有哪位19世纪的作曲家这般热衷于,也善于将“无形”的声音付诸以“形”,将自己全部的艺术热情交付给这符号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他似乎是、确实是贝多芬的继承人。
但有甚于贝多芬。即便是贝多芬,也不曾这般执着于形式,以至将形式凌驾于直觉之上。在贝氏的作品中,织体由和声统合,乐思的构建是“整体行动”的。而到勃拉姆斯,和声被精细地拆分为独立的线条——这赋予了他的音乐更甚于贝多芬的立体感、复杂感。许多时候,他笔下的古典和弦会刻意避开常用的主位形态,而代之以某个生僻的转位出现,正因每条声部都必须满足线条相互对称的苛求——换言之,在勃拉姆斯这里,形式的诉求更绝对了。在这个意义上,当勋伯格称勃拉姆斯为“进步者”时,他并没有错。
但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他与贝多芬的不同。于贝多芬,形式仅仅是作为手段而服务于某个更高的目的、某个超越形式之物。贝氏的音乐少有沦于技法的陷阱:一切技法之于他,都是某种精神叙事的体现。晚期前的贝多芬因而战无不胜——他的艺术自身就是一个神话般的意识形态:一个革命的,同时又是君王的意识形态——一如拿破仑那样。
但勃拉姆斯不同。在他笔下,形式自身成了唯一的目的。这也是我难以面对诸位读者逐一举例分析、深入他作品的苦衷:他的技法背后,并不存在一个精神的叙事。他对古典美学的追溯,对“形式”恋物癖般的迷恋,其实缘于这个“不存在”——甚至这“不存在”,就是他的“精神”。讽刺的是,仅仅凭这一点,也居然是凭这一点,让他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者。曾几何时,讨论他作品中某段令人叫绝的技法,朋友对我叹道:“可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一惊,同时明白了:是啊。这些技法,又有什么意义呢?
这就是勃拉姆斯的“失败”。想来也因为这失败,他晚年转向小品。在那些“痛苦的摇篮曲”里,形式的完美、精神的空落,两相顺畅了。当瓦格纳在他长达数小时的歌剧中以无限饱满的状态发扬、扩张贝多芬君王般的意识形态时,是勃拉姆斯在他的晚期,以更甚于瓦格纳的虔敬,同时,以这样“失败”的形式,解构了它。
* * *
对于勃拉姆斯,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他曾经伴随了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回忆。零下10℃的费城,课堂上,作品分析课的老师逐字逐句地解析钢琴小品集Op. 118的最后一曲。说到某一处,老师激动地憋涨着脸,双眼湿红。“勃拉姆斯是最后一位了,最后一位。”颤抖的声音在冬日的教室里回荡,我们所有人屏息注目。那一刻,仿佛是一段历史在对我说话。那天、那间教室,我至今记得。每当听到勃拉姆斯的音乐,它就勾起了我心中那个理想而固执的角落。在我年少的记忆里,他俨然成了“调性音乐的守卫者”。我曾那样疯狂地深陷于他所有的作品:他究竟守卫了多少“秘密”呢?有人问钢琴家佩拉西亚,如果你能回到过去,和某位故去的作曲家说话,你会选谁?答案正在我意料之中。“没有人对于历史中的音乐家,比勃拉姆斯更了解的了。如果能与他交谈,我想,自己不仅得以更了解他的音乐,还可以更了解整个过去的音乐史。他发现了什么,挖掘了什么。”
的确,勃拉姆斯是史上第一位学者型的作曲家。从文艺复兴到浪漫时代的所有音乐传统,他皆有所提炼、汲取。深陷于他作品的那些年,他又从我心中的调性音乐“守卫者”,渐渐成了它的“集大成者”——好像哪片深邃的湖水,照映着四百余年音乐史的斑斓夜空。在我脑中,不知不觉,原先的情怀被某种虚构的历史象征取代了。是的,一个空的象征。倒也好:我反而渐渐放下了他,从对他的深陷中走了出来。在为其他作曲家的艺术魅力所折服时,我还是会突然记起他,像记起某个许久未见的旧情人一样:“哦,他还在这里。历史还在这里。”
直到某天。不经意间,我读到了富特文格勒发表于20世纪30年代的一篇短文:《勃拉姆斯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他这样写到:在以往的境况中,音乐创作——或进步,或保守——都是时代境遇的自然产物。换言之,艺术家、艺术史,从来是一致的。但我们的时代不同了。这个意义上,晚年勃拉姆斯是音乐史上的第一个伟大个案:历史、作者,无法再保持一致了。
富特文格勒的话如五雷轰顶。我猛然想起了歌德的那一句:“是谁在那里啊,在那一边站着?”
的确,在勃拉姆斯之前,真的有过“那一边”吗?诚然,巴赫也曾被同代人冠以“保守”,再进一步说,任何时代都不乏伟大的保守主义者。但巴赫等人的对立面仅仅是其他的个体、风格,绝非历史本身。好比一辆安稳行驶的列车,靠左靠右,风景各不相同,只是旅者各自的心境有别罢了。无论怎样,一切沿着预设的轨迹稳稳前行……
19世纪末的欧洲是另一番境况。不,何止是境况——从任何一种角度看,那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时代。调性体系的极端扩张,使音乐直面一场关乎存亡的灾难:历史将要与历史自身断裂。勃拉姆斯比任何人都更早预见了“古典音乐”的最终走向,且断定它不可逆。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独醒的——比所有对“新音乐”报以无限乐观的人都清醒。晚年的他因而面临一次选择,一次无论巴赫、贝多芬,抑或任何人都不曾面临过的。同历史站在一起,抑或同自己?跳车吗——跳,还是不跳?
勃拉姆斯选择了站在自己这边。毫不犹豫地,他跳了下去。数年后,马勒在聆听勋伯格某场作品的首演时,在观众的阵阵嘘声中依旧拼命地鼓掌。“其实我也未必能完全理解他(勋伯格)的音乐,”马勒对身旁的友人说道,“但毕竟他还年轻。或许他是对的。”
对时代,对未来,马勒的智慧与胸怀令我动容。然而,这并非如马勒所言,是一个“对、错”的问题:就如同评价无调性音乐是“错的”一样荒谬。这仅仅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别忘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这部现代主义的开山之作,问世于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整整十年前。别忘了在布鲁克纳去世后,勃拉姆斯还在继续写他的《四首严肃歌曲》《十一首圣咏前奏曲》……在新音乐势不可当的洪流下毅然不移,那是怎样的勇气?勃拉姆斯之不移,无关进步保守,只在于“艰难”。尊崇自己内心的那份艰难,我想,终归是艺术最需要的力量。
“守卫古典传统”,“代表过去的历史”,让这些想法都见鬼去吧。勃拉姆斯晚期音乐的全部力量,就在于勃拉姆斯这个人。对“纯音乐”,他总是深信不疑;但在我看,他的音乐才是不纯的。因为只有把他的创作放进他身后的历史中,我们才更能触及他创作深处的“人”。我想起了老师在作品分析课上说过的话:“勃拉姆斯是最后一位。”
想来不禁失笑,富特文格勒也给他排了名:“第一位”。看,就连在排名这件事上,他也始终拒绝被定义。
现今见惯了雅纳切克老年的照片,没想到学生时代的他这样英俊:一张革命烈士般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