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尼，河流们
“所以，也许你会一直弹吉他下去？”
“是啊，即使知道自己不会是一个好的吉他手，还是会弹下去。吉他这种乐器也许看起来很平常，但弹起来非常深奥。有很多吉他手留下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句子’，我弹吉他的原因，大概有部分就是很想去重述那样的句子，而且透过自己的手，又说出略略不同的另一个‘句子’。”阿泽眯着眼睛看着我，削瘦的脸颊满布着细细的胡渣，一时想不起来像哪一个吉他手的长相，嗯，倒有点像 U2 的主唱 Bono 年轻的时候。
遇到阿泽说真的有点意外，因为他是在我想象的联络名单之外的人。我们不但没有那么熟，小时候还因为我曾经借给他二十块钱而他一直没有还，在学校里打了一架。之后他把钱在早自习的时候放到我桌上，从此我们的小学生涯里大概就没有再说过话了吧。玩踩脚有他参加就没有我，捉迷藏也是，足垒球也是。
一年前我的人生正陷到前所未有的低潮，莫名其妙地一天只能睡三个小时。无论什么时间点入睡都一样，跑步将自己搞到很累也没有用。于是我想，干脆把多出来的时间拿去学点什么吧。除了工作时间外，我到一家叫“金蚂蚁”的乐器行学初阶的电吉他，也算是继续我大学时期的梦想。金蚂蚁在乐器界是很知名的一家老店，这家店本来是开在商场的，叫做“美声”。
因为年纪有点大了，跟别人上课有些尴尬，还好现在的工作让我的收入还算不错，所以我选的是学费较高的一对一授课。一开始上课时我还是没有认出他来，因为实在跟小时候变化太大了，他以前可是个油腻腻的小胖子，现在就像我刚刚说的，看起来就像仿冒得不算彻底的，微秃以后的 Bono。他一来就放起老掉牙的Twist With The Ventures，说：“如果有点基础的话，我们就从弹这个开始吧。”我说这个唱片我有，小时候在“哥伦比亚”买的。他眼睛一亮，我就认出他，他也认出我来了。
我还记得商场燠热的午后，遮阳帆布啪啪啪啪响，豆花伯扛着他的豆花担走过每一栋商场，火车跟疯子一样呜呜鬼叫，在我离开商场前的那几年，我想如果没有那把吉他我是活不下来的。所有的人学吉他都有他的理由，对我来说，事情得从我家隔壁眼镜行的小兰姊说起。
小兰大我大概七八岁，总之我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她好像高中的样子。小兰念的是台北市的明星高中，虽然因为那时候还有发禁的关系，没办法留长头发，但她的皮肤白得近乎透明，令人难忘。现在我已经几乎完全忘了她的长相，但那样好像伸手过去，就可以穿透什么，像清晨的空气那样迷人的皮肤，我再也没有看过。
因为我爸妈都不识字，那时候她会应我妈的要求，教我和我妹功课。我妈会留她吃一顿饭，或帮她家送去一些香蕉西瓜之类的水果。开眼镜行的她家比卖皮箱的我家有钱得多，根本不缺水果，而且卖水果那个摊子天天都会拉车经过整条商场，实在是一点都不稀奇的东西。我常常为我家的寒酸感到不好意思。
不过她从小就对我很好，可能是家里没有其他更小的孩子的缘故吧。她很耐心地指导我的功课，说自己跟我一样拿数学一点办法都没有，对文学和音乐却很有感觉。有的时候她会念自己正在读的书给我听，顺便教我写字，那本笔记本我一直留到高中考上大学的那年才丢掉。我还记得其中一段，后来才知道是来自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火车轨道拐了一个弯，现在是背着太阳走，落日的余晖似乎展开来在替这个慢慢消逝的城祝福，这个她一度生息的地方。
商场在第三栋也恰好过了一个弯，火车准备进站，或者离开这个城。那时候我清楚地听到她说的每一个字就像车窗外一个一个遥远陌生的城镇，从我的耳畔掠过去，对我充满吸引力。
我还记得我问她：这本书在写什么？
她说：就小说啊。
我说：不是啦，我是问这本书在写什么？
她说：我不是念给你听了吗？
可是我就是听不出来啊。我记得她每天下课，回店里面的时候会先脱掉那双小圆头的包鞋，接着脱掉她冬青色或者是米色的短袜，然后穿上拖鞋。当她坐在店里的椅子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她圆润的，一点伤疤都没有的完美膝盖，像月亮一样露出来。有的时候我傻傻地望着她的方向，直到火车呜一声才清醒过来。
小兰跟阿猴谈恋爱这事，大概商场的邻居们都觉得有点惋惜吧。阿猴就是那个穿着控芭乐裤（一种裤款末端突然变宽，几乎可以完全遮住鞋子的裤子），又黑又瘦，老是耸着肩胛骨，站三七步，叼着烟，山奇西服店雇来拉客的店员。这家伙脸上永远一副万事不关己的样子。没有人认为像小兰这样的女孩会跟阿猴在一起，但大伙儿渐渐都感觉到，小兰跟阿猴“不太对”。
平常吊儿啷当的阿猴，是整排商场业绩最好的店员，因为他会在高中生走过来的时候一把搭上他们的肩膀说：“入内啦，入内啦，穿这款衫卜按怎把查某囝仔？”阿猴的闽南语怪怪的，后来我才听说他是原住民，不过不知道是哪一族的。阿猴的样子有点像“竹鸡仔”（就是看起来很冲动的小混混），因此老实一点的高中生就会被拉进去，在完全不敢回嘴的状况下，莫名其妙地签了一张学生裤的订做单，出来的时候一脸懊恼。“阿猴式”的揽客法很快在商场掀起一股潮流，整排商场的店员后来都得站在门口，好像帮派分子一样。那时候要经过中华商场的高中生都像是在玩“闯关”的游戏。
不过阿猴弹吉他唱起歌来的时候，就变成另外一个人。商场的生意大概维持到九点左右，九点以后客人就渐渐少了，大部分人要不是看港剧，就是坐在骑楼聊天。当时商场的店员都是来自乡下的年轻人，很多人都住在店主租的，大概只有四坪大的房间里，一个房间往往挤了五六个人。阿猴也是，所以他常常在九点以后，百无聊赖地坐在骑楼弹起吉他。每次阿猴的手指接触到吉他的时候就好像变得活生生而且闪亮亮。都弹什么？像 James Taylor 的歌啦，Kansas 的歌啦，我第一次听到Dust in The Wind就是阿猴唱的。当时我当然不晓得这些，所以第一次在唱片行买到这些卡带的时候，对阿猴的看法整个都变了。说真的，阿猴的歌喉真的好，他妈的温柔得像刀子一样。
有一次我看到阿猴在西服店门口弹起吉他，小兰则从她家的眼镜行走出来坐在骑楼下。小兰虽然眼睛看着店里，但明显地每几秒就分神注意着阿猴的方向。我突然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是完全没办法跟一个十九岁男孩竞争的。我感到一种屈辱，而这种屈辱我根本就无法解决。至少在那个年纪，我不知道要如何解决。
小兰姊家算是商场邻居里经济状况最早变好的家庭之一，因为那个年代所有的初中生都戴起了眼镜，小兰她家就是我们那栋最早，而且唯一的眼镜行，生意好得不得了。当我家还六个人挤在小阁楼上的时候，小兰他爸就已经在中山堂附近买了一层住家，晚上收店以后都会回那里，包括女店员和验光师阿明。我超羡慕小兰她家开的是眼镜行，因为那台验光椅的关系。我常把它想象成什么机器人或飞行器的驾驶椅，因为上头的各种仪器让它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小兰她妈很早就因病去世，听说后来她爸曾经娶了个年轻的乡下女孩，结果也在小兰十岁左右去世了。小兰的继母并没有生下孩子，天桥上的算命师跟小兰他爸说，他命中只注定跟小兰有缘，他也就相信了，不再强求生一个男孩。小兰的父亲年轻的时候好像混过帮派，走路外八很有气魄，因此大家都叫他“鲈鳗”。
鲈鳗对小兰跟阿猴的“问题”，当然是不高兴的。他多次在阿猴拿出吉他的时候，早小兰一步走出店里，拉了个板凳坐下，跟阿猴对看。这时候阿猴会背着铁路的方向，照旧弹他的吉他，因为他知道除了火车声，根本没有什么挡得住他的吉他声。后来鲈鳗在店里装了冷气，还安上了商场独一无二的电动门。我曾经跑去那个电动门里面试试看是不是还听得见阿猴的吉他，没问题，虽然变得有点微弱，但还是听得见。而且因为吉他声变得微弱的关系，反而让人觉得更有钻到心里的感觉。
鲈鳗终究没办法一直守着小兰，特别是他常常晚上跟邻居下棋喝酒，收店前都已经是醉茫茫的状态了，这个短暂时光我常常看到阿猴跟小兰在女厕所那边的楼梯间讲话。即使是鲈鳗也不能禁止小兰去上厕所，因为商场没有一家有厕所，即使他家也没有例外。只要小兰往女厕所那儿走的时候，往山奇西服店看一眼，阿猴就从另一端的男厕所反方向绕一圈去见小兰。那时我完全不懂两个人为什么有那么多话好讲，好像转眼就要世界末日似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容易出事的孩子，有时候好好地走商场的楼梯也会滚下来，像其他小孩子一样跳过女儿墙到一楼的招牌上面的时候，脚也常常卡到而摔断牙齿，有一次还吞了家里的樟脑丸，被送到医院洗胃，所以到现在脸色都还是灰灰的。即使是这样，我爸还是坚持让我到处跑，因为他认为小孩子就是这样才会长得好，变得强壮而且百毒不侵。相反地，我妈就希望我永远不要离开她的视线。不过因为我爸强势过我妈的关系，我妈只好放我到处跑，自己承受压力。
有好几次，我发现小兰没有去上课，而是跟休假的阿猴一起出游，我就决定跟踪他们。他们在商场第四栋和第五栋之间的天桥会面，然后在天桥上看看这里看看那里，仿佛天桥也会有火车出现似的，再走到对面，在鸭肉扁吃切仔面，不切鹅肉。他们一路都在说话，小兰姊笑得很灿烂，阿猴讲话时她会偏过头去，好像怕遗漏他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虽然年纪还小，但那时我就开始有痛苦的感觉，我知道那是跟看牙医、上数学课截然不同的痛苦，直到现在，我还是没办法准确形容那种非现实性的痛苦。
有一次他们沿着武昌街，走进中国戏院看电影。我没钱买电影票，只好坐在对面的小巷子里等他们出来，觉得自己的心就跟旁边长满了青苔的水沟一样发臭。不过小兰姊一出来我就活了过来，我远远看着她的脸，又找到了支撑的力量，如果她旁边没有那个老是背着该死的吉他装嬉皮的死阿猴，我觉得自己可以像影子一样跟着她走到世界的尽头。
那天回家我爸没揍我，他坚持他的放任管教法，我妈虽然没揍我，却哭得死去活来，好让我感到愧疚。不过那个年纪我已经开始训练自己不在意她的情绪了。
又过了一阵子，我不再像情报员一样跟踪他们了，因为阿猴开始教我吉他。他看我每天他弹吉他的时候就盯着他瞧，误以为我是对吉他产生兴趣。有一次我走过山奇西服的时候，他提着吉他说：“猴囝仔，卜学莫？”
阿猴并不是免费教我弹吉他的，他要我教他写字，因为他小学毕业就到台北来了，大字认不得几个。他说他想学写更多字，这样当兵的时候才能写信给小兰。阿猴不会写字却会看谱，他从 C major、C minor、C seven、C augment 这些和弦教起，我当时手小而且怕痛，学得很慢。几天后他不知道去哪里弄了一本油印的六线谱，我拿到的时候还是很恨他，但心底已经没有办法像过去那么恨他了。
一年后阿猴要去当兵了。那时候当兵可是天大地大的事，前一天晚上好像整个商场穿控芭乐裤的年轻人都跑来找他敬酒，山奇西服那个装了一只义眼的老板也包了个大红包给他。小兰默默地走到旁边塞给他一封信，和一条她织的围巾。我觉得鲈鳗其实有看到却没讲什么。阿猴又拿出他的吉他唱歌，唱的是 James Taylor 的Fire and Rain。我问小兰 Fire and Rain 是什么意思？她说就是火和雨。他妈的我当时根本搞不懂为什么火和雨可以做成一首歌。
而我前一天已经把我的小猪的投币孔挖出一个大洞，在“美声”买了一个亮晶晶的 pick 要送阿猴。没想到他也准备了礼物送我，那是一张二手唱片，是在二楼我同学“臭乳呆”他家的旧书店买到的。我说我家没有唱机怎么办？他说可以到“哥伦比亚”请老板放给我听。他说：“这家伙弹的是电吉他喔。”我说我知道电吉他，“美声”那边挂了一把亮晶晶的红色电吉他。我问他这唱片是谁唱的。
他说：Johnny Rivers。
我说：啊？
他说：强尼，河流们。
阿猴去当兵了以后，早上我常看到小兰姊拿着信给邮差。那时候第五栋后面有邮筒，但是她可能是怕信放在邮筒里会湿了或是丢了。那时候的邮差都骑很快，然后像丢暗器一样把信丢到每间店里，只有偶尔会停下来送挂号信。只要时间算得刚好，你可以在店门口准确地像接镖一样接到邮差的信。
每次我放学回家后坐在亭仔脚的桌子前一边做功课，一边看着在玻璃门里面，露出像月亮一样的膝盖坐在椅子上的小兰，往往就会看见她正在重读阿猴寄来的信。我猜阿猴写的信一定很无聊，因为只有我知道阿猴会的字就只有那些，他会的字都是我教他的，没想到这样的人也会唱英文歌。不过多年后我还记得小兰看信的神情，如此专注，让人觉得好像在她手里的并不是一封信，而是一部什么宗教的圣经，或者一面镜子，镜子里头是一个十八岁，为爱情所苦的美丽囚犯。
不过半年以后，我发现小兰姊不再看阿猴的信了，因为她开始收到另外一个人的信，和花。我为什么知道那是另外一个人的信呢？因为阿猴的信封是我帮他买的啊，所以我知道。我盯梢盯了许久，想要发现那个送花的人，不过都一无所获。而且我知道花多半没有到小兰的手上，就被鲈鳗丢掉了。那个时代很少人真的送花的，花太贵，而且是没有用的东西，送花简直就蠢，但也就因此显得稀奇，稀奇的事往往是蠢的。但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完全不懂这种蠢事对一个女孩感情的影响力，就像麻雀不知道有一天商场的屋檐和电线会永远消失一样。
由于我还得上学，对小兰的跟监始终有很大的漏洞，这让我沮丧万分。我永远记得最后一次跟监行动是在暑假来临前的最后一周，那可是该死的期末考周。
有一回阿猴放假，以五十块钱的代价要我帮忙跟踪小兰姊，看她究竟到哪里去，是不是认识了新的男朋友。他知道我以前常常跟着他跟小兰，虽然常被他发现，但是动作还算灵敏。我接下了这个人生第一个侦探案件，不过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成功。有时候是我看到小兰要出门，却不是刚好可以溜出去的时机，或者就是我好不容易从家里脱身，却发现小兰只是暂时到对面去买些什么而已，并不是去赴约。直到有一天我跟着她走过铁路跟马路，到武昌街底的狮子林，终于第一次看见信跟花的主人……现在我完全忘了那个人的长相了，只记得那一刻我为自己和阿猴感到绝望。
回家的时候我走天桥，看见流浪汉魔术师坐在一旁抽着烟。我走在跨过铁路那边天桥的阶梯上（你还记得为了闪避高压电，那里有一段天桥做得特别高吗？）觉得裤子好紧，我妈那时候总要我的裤子紧到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肯帮我买新短裤。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坐着而且并没有看着我的魔术师突然说：“你的裤子太紧了，要叫你妈妈帮你换一件，不然小鸡鸡会长不大喔。”
“你相信读心术这种东西吗？”
“我相信，至少有些人比其他人敏锐，容易从别人的肢体动作猜出他的心理状态。据说 FBI 的探员，从脚的动作就知道人是不是在说谎。”
“我小时候不懂这些，我只觉得魔术师的眼神让我很不自在，他明明看的是别的方向，却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
“嗯，我知道，我有一阵子也有这种感觉。”
“那个蜥蜴。”
“真的很像蜥蜴。”
“你知道他接着做了什么事吗？”
“什么事？”
“他走到我旁边，伸手把我写好给小兰姊的一封情书，放进我裤袋里。那封信本来是我放在后口袋里的，直到上天桥之前我都还感觉得到信就在我紧得要命的短裤的后裤袋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拿走了。魔术师看着别的地方却对我说：‘只是开个玩笑，信我一个字都没看喔。’”
“你帮阿猴跟踪小兰，自己却写情书给她？”
“对呀。”
“你这小子。”
“可是被魔术师看穿了。”
“被看穿了。哈。”
“魔术师还有说什么吗？”
“没说什么。我记得那时他站起来面对铁道抽烟，看着一列刚刚好从车站那边开过来的火车，他看着火车说：‘没办法，火车就是一定要在这里转一个弯。’”
几天后阿猴放假了。他来我家找我的时候，先问我和弦有没有好好练，检查我的手指头是不是已经长出茧了，然后才问我跟踪小兰的结果。我把过程告诉他，信誓旦旦地说一切都被我查得一清二楚了：对方是个念中文系的大学生，长得高高，皮肤白白的。我补上一句：他的信一定比你写的好太多，因为你会的字都是我教的，我自己也会不了多少字，所以光是认识字这回事，我们就输了。
商场的骑楼是个充满故事、谣言、别人家私事公开的奇妙地方，你可以在这里听到邻居聊邻居的各种台面上与台面下的新闻。一开始往往很小声像是耳语，但在火车来的时候大家会忍不住提高音量继续聊下去，只是火车走了会忘了调回音量，于是所有的秘密就变成公开的了。小兰有了新男友这样的消息，我根本不用打听，晚上搬个板凳坐在骑楼就知道了，不过整条商场的人没有人像我一样亲眼目睹。只有我真的看过，这是我的独家情报。
那天阿猴并没有机会见到小兰，不只是因为鲈鳗看守着眼镜行的大门口的关系，而是小兰要去上厕所的时候，阿猴绕到另一边想跟她碰面，这时小兰一发现反而就掉头回家，两个人像在玩捉迷藏一样。我看着小兰脸色苍白地赌气不上厕所的荒谬场景，就知道阿猴应该是完蛋了。多年以后我回想那时小兰折返店里的神情，好像失去了什么东西似的。她似乎没有为新的爱情变得神采飞扬。
那天阿猴要回营时准备到台北车站搭火车，我从商场一楼看见远远走在天桥上的阿猴。只是小小的一点而已，不过不知道为什么，十一岁的我却可以清楚地感受那小小一点，所传来的痛苦。
我大概从那段时间开始，常常去逛“哥伦比亚”唱片行。只是逛而没钱买，勉强凑出的钱只买得起那种把 Wham 和 Tom Waits 收在一起的奇怪卡带。不过我喜欢看 LP 唱片的包装，和店里的小弟把它放上唱机，放上唱针的那一刻。唱针会看起来稳稳地又有点不稳地在唱片上滑动，然后把收纳在那里头的声音透过不知道什么奇怪的原理重新传送出来。由于空间有限，我记得那时候唱片行里头的唱片都是横摆的，找的时候得一张一张地掀起来看，好像秘密叠着秘密似的。我把阿猴送我的唱片请“哥伦比亚”的店员小弟放给我听，我问他知道这唱歌的歌手吗？他听到那个前奏，说，这是《无敌情报员》的主题曲嘛。
我说，对，这家伙叫强尼，河流们。
我不太清楚事情过了多久才发生的，不过我想应该是春天刚过，商场又要进入酷暑的时候，可能是清明和端午之间吧。因为在我脑中的画面，那时店家已经又开始把帆布放下来，绑在靠铁路的那面水泥墙上，以遮蔽午后太过强烈的阳光。风一大的时候，帆布会蓬蓬蓬蓬响，好像整条商场要飞走似的。那是我待在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心里充满了对初中生活的不安感。
那天放学回家的时候，走在天桥上我就知道有大事发生了，商场的邻居没有人在店里，像是在骑楼开会似的，混乱而大声地谈着什么事。我是从邻居的转述的转述，加上事后看报纸，逐渐把这个事情拼出一个面貌。
小兰姊死了。阿猴也死了。小兰身上有零至两个弹孔，是五七步枪的子弹造成的。阿猴的死比较复杂，他身上好像也有零至一个弹孔，不过主要的死因是浓烟呛伤。小兰她家被火烧掉了。
报纸的版本是：昨天晚间西门町一间民宅发生殉情事件，死者徐香兰与侯立诚双双死于浴室，两人身上并无明显外伤。警方推测两人烧炭殉情，不意引起大火，两人清醒时或许因后悔而躲入浴室，但仍遭浓烟呛死。其中侯立诚是现役军人，他从营中偷出一把五七步枪，留在现场，目前军方与警方正在追查失枪责任。
不过邻居们的版本却是：阿猴带着枪找小兰谈判，一时火气上来开了枪。阿猴随即试图开枪自杀，但用步枪根本射不到自己，可能勉强用什么东西抵住板机开了一发，但终究没打中要害，于是他便决定放火，终于两个人都死在火场。
至于鲈鳗呢？前一晚他醉倒在五金行郑仔他家里，根本没有在场。也就是说，这些传言都没有人能证实。
我不愿去重述当时商场的震惊、悲恸或者是鲈鳗的反应。事实上，事情发生以后，只有出殡公祭那天有人短暂看到鲈鳗，都说他变得瘦得不得了。那件事之后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商场的人都不敢高声谈笑，连做生意也变得意兴阑珊。而鲈鳗就像是消失了一样，象棋跟酒都吸引不了他出来，眼镜行里他的亲戚和员工也都拒绝谈及他，邻居也不敢问，就好像这个人也随着那个事件一去不返。
这个新闻事件留给大家最大的一个谜题是：无论是新闻的版本，或是商场的版本，阿猴确实带出了一把枪。但是阿猴怎么可能从营区弄出一把长得要命的五七而不被发现？
多年之后我猜测，会不会是阿猴把他的吉他连同吉他袋都带进营里面，而那天他的吉他袋里装的不是吉他，是五七？只需要一个不负责任的军械士，加上一个倒楣的，和阿猴熟悉兼换帖的卫兵，一不注意就放阿猴和他的吉他出营区了。只不过不知道，那军械士和卫兵，是不是倒楣到被判了重刑？
然后某一天，鲈鳗出现了。让人惊讶的是，跟传言不同，鲈鳗并没有瘦得皮包骨，反而还是有着啤酒肚跟双下巴。他若无其事地像以前一样，穿着一双从前你家也有卖的那种夹脚皮拖鞋，啪答啪笞地在眼镜行里走来走去。只是一整天下来，鲈鳗一句话都没说。
晚上的时候，喜欢下棋的五金行郑仔、牛仔裤店的阿和和我爸，也若无其事地邀了鲈鳗一起下棋。他们一面喝着楼上杂货店买的米酒，一面吃“真正第一家阳春面”买来的阳春面加乌梅酒。我从来没看过商场的中年人下这么闷的棋局，所有人都不敢谈笑互相嘲笑也不干来干去，简直比较像参加葬礼而不像在下棋。
突然之间鲈鳗找到我爸棋势的一个空当，重重地把车放下啪的一声然后大喊：“君啦！”所有商场的人都听到那中气十足的声音。然后在那一刻的后一秒，在我眼前的，鲈鳗半坐的巨大身躯，就绝望地连同椅子侧倒下去，从此再也没有醒过来了。
“那年夏天，我终于存够了钱买下我的第一把吉他，在美声乐器行跟蔡老板买的，红色的 Archtop，声音很美。”阿泽用手刷了几下弦，说，“如果没有那把吉他我没办法度过商场的夏天吧，热死了。”
我看着阿泽，想想或许下个月我就会退掉这门课。我不知道他还记不记得跟我打架的事情，但当我努力回想那年夏天是如何度过的，唤起却始终是同一个画面。我们站在天桥上，马路边，看着火车像河流一样在面前拐了个弯，或入城或出城，循着看起来只有一个的轨道就此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