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头大象在日光朦胧的街道
会和乌鸦恋爱，是我一辈子都想不到的事，因为我们的个性差太远了，远到就像蜻蜒跟蝉的血缘关系那样。
我是在一个阅读同好会里遇到乌鸦的，那里总是充满一群讨论着自己不可能写出来的小说，和自以为能对其他人小说提出针砭批评的人。我被我的朋友 JOJO 拉去，不到十个人的读书会只有我和乌鸦没有发言。乌鸦坐在角落，瘦小，全身黑衣，眼神像一条又湿又冷的手帕。他在读书会解散的时候过来跟我说了几句话：我叫乌鸦，我喜欢 Nicanor Parra 的诗，和村上春树的小说。
一个月后的同一天我和他第一次做爱，结束后突然觉得自己是被一张温暖布包裹起来的婴儿，几乎要睡着了。但想起今天是第一次和乌鸦做爱，总不能马上任性地回到自己小小的世界里，于是我带着那种接近睡眠的状态，用腿轻轻磨蹭他开始有一点点赘肉的肚子。后来乌鸦一离开去浴室，我却怎么样都没有睡意了，只剩下一种站在一个孤伶伶的墓前，又刚刚好下起雨来的感觉。
你知道吗？女生都会在交往的时候想象男友的房间。乌鸦的房间的摆饰和我想象的几乎完全一样。六坪大的房间里有三个衣柜，两个高二米左右的 IKEA 白色书架，书架上放着不合时宜的哲学书和文学书，以及过期非常久的旅行杂志，乌鸦还在上头贴了彩色便条纸，却什么都没写。然后就是他会用晒衣夹把一些抄来的诗句和他拍的照片，一张张夹在一条横越房间天花板的钢丝上。
唯一和我想象不同的是那张书桌，和桌上的 Tolomeo Classic 机器双臂拖勒密桌灯。不只是因为以他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说，拖勒密桌灯得狠下心非常节俭一段时间才买得下手，还因为这个桌灯实在跟他的书桌太不搭了。因为他的书桌是那种有两个抽屉的古老样式，仔细一看上头还用刀片刻了棋盘，看起来有些年岁，怎么样都跟托勒密桌灯搭不起来。
我对着浴室喊：可以借一件衣服换吗？
可以呀，右边那个门有衬衫。我打开衣柜，然后就看到大象。
大概是一九九○年左右，我因为某个原因，搬离开家里。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多年，而我和父亲一直处不好，在那之前，甚至已经有三年的时间跟他一句话都没有讲，我们好像失去了对方可以理解的语言似的。刚离开家前一阵子几个死党还能轮流掩护我住在他们家里，但时间一久，可以感觉到他们对我产生了厌恶感，自己已经变成别人家里一组不合适的沙发。我得找个地方住。为了解决钱的问题，我接下了不少临时性的工作，包括发传单、做问卷调查、加油站大夜班……有时候一天兼了三四份工，才终于渐渐有能力自己在市郊租下一间雅房。我把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摆进房间里，慢慢觉得自己属于这个房间了，除了卫浴以外，终于有了一个不用跟别人分享的地方。
我知道我父亲没有找我的意思，因为我还是会到学校上课，他只要到学校就能轻易找到我。我也没有回去的意思，日子一久，我们都对谁先屈服感到绝望。也许我们也在各自的角落想着如何消灭对方的记忆。由于打工花掉我太多时间，大部分上课的时候我都在睡觉。不过几个学期过去，我竟然一科也没被当，真是奇迹。说真的学校的课程并不算太轻松，每星期有摄影作业，学期末也要缴交纪录片、剧，隋片和各式各样的报告，但这些作业对我来说，并不算是太困难。把眼睛凑上观景窗，然后透过那几片玻璃看到世界，不是开玩笑的，我自己知道这事我有天分。我自己拍摄冲片显影的第一张黑白照片是八里的码头，湿灰色水泥地从方框的三分之一处倾斜，一个侧向镜头的黑衣钓客挺举着三十度角的钓竿，另一个背向镜头的则距他约略三步远，竖起钓竿像在检查纠缠的鱼线。两人中间，作为前景的是一只黑白花的土狗，正用后腿踢着耳朵。近乎透明的河面那端，是虚浮在景深外，仿佛烟雾造成的城市。那张照片我直到现在还留着，当时老师出的作业题目是“三个暗示”。
不过还好那时候正好没有女朋友，钱花得不算太凶，我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冲洗照片这件事上。
有一次我在学校电影社的死党老朱、阿强和阿择一起去应征一份工作，那天社里刚播完谁也看不懂的《一条安达鲁狗》。我们骑车走还在工程中的环河道路，绕过路口“禁止进入”的牌子，因为这条路到台北市可以省十分钟。从充满废气的大路旁小巷子钻进去，便会经过一处工地，转到平坦得像假的一样的崭新柏油路面上。路的一旁是丑陋的堤防。我有时候会想，这堤防不是为了要阻止淹水，而是好像有人故意让这个城市的人看不到河而盖的。骑在这条路上，总感觉流水就在墙的那一面不怀好意跟着。路的尽头那条连接台北市和台北县的桥，曾经发生过断裂的可怕事件，每回我骑在新桥的上面，都幻想着桥突然轰隆轰隆断成两截，被深褐色河流没收回去的情景。
到那家要征临时工读生的店时，已经是六点多了。店在高级商圈里，门口贴了一张用一群混血小孩做模特儿拍成的海报，有的孩子穿着小西装，前口袋还拉出一截白手帕，有的打扮成牛仔，拿着迷你马鞭，还有的一身晚礼服的小洋装、小高跟鞋……完全是一副被多啦 A 梦缩小灯照过的大人样。另一边的玻璃橱窗里，三个塑胶小人偶有看起来很虚伪的笑容，一个蓝色眼珠，两个褐色。
小姐你好，我们是想来应征工读的。老朱遇到女孩子时的声音马上变得温柔。喔。请进来坐一下。女店员穿着水蓝色的围兜兜式制服，声音非常轻快，围兜兜的短裤下，有一双令人紧张的腿。
店长是一位长得像泰迪熊的妈妈，她也穿着制服，看起来就有点不搭调了。这时我才发现那上头绣着四肢肥短的可爱大象，鼓着腮帮赌气地笑着。天花板拉了几条长绳，垂下彩色纸风车，被冷气吹得疯狂旋转着，好像有人在某处快转着时间的发条。
一天六小时，三点到九点，就是穿着大象的衣服站在门口送气球。我觉得你们可以分两班轮流，因为衣服满重的，有五六公斤，不轻松喔。我想一天两个人比较好啦，也不要分太多班，要不然脱脱穿穿也挺麻烦的。店长妈妈用过分温柔的语气说。
所以是在晚餐的时候换班哕？我问。
嗯，如果你们决定一天分两班，晚餐我会叫小姐多准备一个便当，来这里吃就行了。
那，可不可以看一下大象装呢？
看干吗？你想试穿喔？老朱说。
店长还是维持着好脾气的笑容说：我很想让你们看看，可是还没有送来。你们应该都能穿啦，可能要前一两天总公司才会送来吧。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了。
那你们得赶快决定，我怕晚一点有人会来应征，而且我们真的很急着需要有人扮大象，周年庆快到了啊。
推开玻璃门热浪马上袭来。店正好在路口的转角处，由于以大象作为商标，骑楼的四个柱子也都刻意做成象腿的样子，碎花石子柱和地上接触的部分，特意地夸张突出，漆上四个白白的半圆形脚趾，经过的行人就像穿过大象的肚子底下一样。我们在大象肚子下开了个小小会议，阿择和阿强首先声明自己没有意愿接这个工作，他们的生活还没有拮据到得去扮大象的程度，所以毫无疑问，这工作就由我跟老朱接下了。
我倒是完全没有拒绝这个工作的权利，因为邮局的存款已经剩下三十块了。而且这个工作最吸引我的地方，反而就是扮成大象这回事。如果是扮米老鼠、高飞狗，感觉就完全不同，我比较能接受扮成大象。
第一天去的时候刚好是大太阳，柏油路远看仿佛发亮的河流。每个人都顺着阴影走路，好像怕自己的什么东西被照得太清楚似的。我带了随身 CD，因为我想这个工作应该用不到耳朵，只要尽可能毫不遗漏地发气球，并且做出一头可爱大象应该会做的动作就行了吧？仔细一想，大象能做的动作并不多。
到店里我先跟那个美腿女店员打招呼，她还记得我，让我有点开心。她带我去大象装放的地方说：你穿好衣服以后叫我，我帮你拉上拉链。听到这话我感到脸红。
大象装放在储藏室里，四周都是井然有序的木架，玻璃塑胶袋包装着糖果一样的童装。大象的身体被折成一个灰色的方形，放在板凳上，几乎有一个汽车轮胎大的大象头，一直傻笑着。我将身体钻进去，从脚开始灰化成为一头大象，一种过度温暖的感觉袭来，这还是在冷气房里咧，我想糟了，因为我是个非常怕热的人。我对着门外叫了围兜兜女孩，她便进来将我背后的拉链拉上。
好啦，你现在是半头大象啦，头戴上去就没有人认得了。
她叮咛了我注意事项，只要有路人就不可以呆立门口，要做出可爱的姿势，吸引人注意，不可以吓到小孩，看到有的小孩会害怕就不要故意去接近；发气球时要做出欢迎光临的动作，不可以离开岗位……
可以听随身听吗？我问。
这样叫你不就听不到了？
应该不会吧，反正要站好几个小时，我看得到店里的时钟，不会妨碍工作的。你有事要告诉我的时候，可以挥挥手。
我先将随身听按下 play，再套上大象头。象头的脑部是空的，上头有一个用魔鬼毡粘海绵的地方，可以依照身高塞进分量不同的海绵，以便不同身高的人都可以从象嘴的地方看到外面。只不过大象头很重，加上如果头抬得太高，脸就会被看到了，所以要略略低着头。不过这样一来视角就只剩下三十度左右，除了小孩以外，大人都只能看到下半身，像是捉迷藏时特意偷偷地将掩蔽物留下一缝所看出去的世界。
我以这样的姿势重新检视周遭的环境。柱子连象腿的指甲都做出来了，大象的指甲跟人的一样，前面还画了半月形的纹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附近的红砖道上刻着双椭圆形状的花纹，而不锈钢垃圾桶的脚原来是焊接上去的，脏兮兮地充满污垢。地砖上都是白白的鸽粪，想不到这种看起来干净被拿来象征和平的鸟也会拉屎。我想抬头看看鸽子筑巢在什么地方，但是做不到，因为他妈的头实在太重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时我想到我的母亲，小时候她忙的话就会把柜子上的大箱子拿给我，那里头满满的都是布条、纽扣、腰带、海绵、线头这些从完整衣服上，剪裁下来的零碎东西。我妈是帮人修改衣服的，我们家在商场三楼，根本是不会有一般顾客到的地方。我们主要的生意是靠一楼的西装店和制服店，他们会把要改的衣服论件交给我妈修改。她改衣服的效率很高，一件又只收十块钱，所以生意很好。送来的衣服，会用粉笔画上应该修改的部分，就好像房屋的设计图似的。
那些零碎的东西确实一开始很吸引我，但玩不久我就好像掉进碎布的海洋，昏昏欲睡。有时怔怔地看着箱子，真的就此睡着。
我边发着传单，边想着像碎布一样的事。孩子们拿到气球的时候都很开心，我光看他们的脚趾头就知道了。
躲在大象的躯壳里，被一层新皮肤隔开，接触不到外边的空气，很快就全身大汗。我一面用气瓶，七嘶七七嘶地将上面印有可爱大象图案的气球灌飞，汗水一面像什么虫一样流过腋窝。孩子们不断涌过来抢着要气球，让我有呼吸不到空气的感觉。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想要有孩子的吧。不要那些蹦蹦跳跳上下楼梯，像小鸟一样的脚步声，那未知而充满潜能的果实，让我们回忆起自己童年的特使。
我突然想到自己的脸此刻失去了辨识的作用，身份证上的许嘉祺、同学口中的乌鸦消失了。头顶着一个填满海绵才能稳固的大象脑袋，我确然是存在这个世界，但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成了隐形人。
小时候好希望自己能变成隐形人。有一次我看了一本漫画，里头写了变成隐形人的咒语，我专心念了咒语，脱了衣服却不敢跑出去试咒语是不是有效。我哥说，你不相信咒语咒语就没有效。我最后还是不相信咒语，不敢裸体跑出去，我哥也不敢。我们俩看着对方的裸体，就好像看着自己的裸体。据说咒语并不是对每个人都有效的，比方说遇到另一个也懂咒语的人，隐形术对他就会失效，所以最后我们都没有办法证明咒语是否能够隐形。
后来跟我第一任女友谈到这件事。有一回我们在一个廉价的小旅馆里做爱后，躺在床上聊天时我教她念了咒语，我自己也念了咒语。于是我们再一次在窗边做爱，觉得全世界都看不到。
我记得那天正当我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便看到一双熟悉的脚从我眼睛底下过去。说是熟悉的脚并不正确，应该说是熟悉的脚趾。我下意识抬起头，却引得孩子们咯咯大笑，他们看到我部分的脸了，笑着说大象是假的。我赶紧把头再低下去，在一瞬间我看到她的背影。我想喊她，却猛然想到自己现在是一头大象。大象能用人的语言喊另一个人吗？我避开孩子们往前走了几步，红灯却在这时候变绿。她头也不回，就像人生往老去的方向那样义无反顾地往对街走去。
我犹豫了一下，判断作为一头大象，应不应该、适不适合跑到对街去。围兜兜女孩看到原来应该发传单的大象过马路肯定会大吃一惊。正当我犹豫的时候，绿灯又再次转红。台北市的红绿灯就是这样，只能让一群人刚刚好过马路，然后一切就会再次被阻断，你得毫无犹豫地过马路，就好像你的人生里真的好像还有些事得那么义无反顾地去完成一样。你可以想象一头大象站在日光朦胧的街道，然后把象头掀起一点点，充满疑惑与忧愁地看着对街。
接下来我整天都想着那个背影，那些脚趾。那些脚趾好像非常孤独地长到那双动人的腿上，仿佛因为过分美丽所以才必须一化为十，否则那样的美丽就无法承受似的。
可是我无法确认是她，都是因为该死的红绿灯、大象装和朦胧日光的缘故。
一个星期后我慢慢适应了这个工作，这个工作说穿了就是出卖另一个肉体。有时候绑着马尾的小女孩会害羞地摸一下大象的身体，然后仿佛被烫到似的跑开。比较顽皮的小男生则喜欢拉大象的尾巴，并且认真地用力仿佛决心十足要将它扯掉。还被母亲抱着的孩子则会靠过来轻轻碰一下大象的鼻子，然后咯咯咯笑起来，就好像象鼻子上有一种欢乐的能量似的。我必须承认那时候做一头大象是快乐的，不过那样的喜悦却是短暂的，而且只属于大象。我很快地就对取悦孩子这事感到麻痹，并且重新感到一种几乎要吞噬我的孤寂。大家不再认得我，他们只看得到这头大象。我把这种感觉跟老朱讲的时候，他说你他妈又想装忧郁骗女孩子了。我把大象衣服脱下来交给他，里头满是我的汗水，因为他接的是我的班，所以理所当然是由我帮他拉上拉链。他妈的早知道我就选早班。老朱说。
那阵子午后频繁下雷阵雨，天空会突然之间就暗下来，就好像有人在什么地方控制灯光一样。下雨的时候我通常躲到骑楼下，看着汽车无声地推进、转弯、减速，缓慢地跟随着另一台车的尾巴，就像一条漫长的送葬队伍。有一次刚好看到一个等红绿灯的女孩霜淇淋掉了，她哭了起来，霜淇淋很快在雨中融化成一种痛苦的乳白色。我赶上前去，冒雨递给她一颗气球。女孩的妈妈很有礼貌地跟我谢谢，小女孩则因为注意力转移，一边哭泣一边就笑了出来。就在这个时候，我微微抬起头来，远远看到对街一个男人似乎正看着我。雨下得很大，那男人好像看见我抬起头发现他，所以快步转身离开。
雨势很快地变得相当惊人，小女孩的霜淇淋很快被融成一滩水，只剩下饼干杯。女孩的母亲一面撑起伞，一面把她拉进骑楼象的右前腿旁边。
我稍稍抬起大象的头往对街望，那个男人已经消失。我完全没有到对街一探究竟的意思，反而感谢车流终究能像一条冷冰冰的河流一样隔绝两边。不过那个突然间发现了我看到他，转过身去的背影实在太像我父亲了。不，我当时几乎马上肯定，那是我的父亲。小时候他和母亲吵架时，总是这样不发一语，异常决绝地转身而去，后来家里只剩下我们两个人，开始不与对方说话的时候，他一看见我，也是这么异常决绝地转身而去。我不用看他的脸就认得他的背影。有时候不看人的脸更能感受到对方的悲伤，人的背影比正面悲伤，人的脚步比眼神更加悲伤。我一直这么觉得。
非常不可思议的是，接下来一段时间，我总是在扮演大象的时候遇到那些遥远记忆里，或者是我想拒绝他们再进入我生活里的人。比方说小学的时候曾经因珠算比赛深深伤害了我的数学老师、高中时暗恋的一个台北商专的女生、小学的时候天桥上的一个潦倒魔术师……我从来不知道自己记得那么多事，那么多细碎得就像我们剪掉又长出来的头发的事，你从来不知道它们原来躲在哪里。
我也不记得自己记得那个魔术师的脸。但他走过我的面前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记起来那双伞兵鞋，那双完全不让人有任何魔法感觉的手。他停在我面前，拿了一颗气球，然后就这么在我面前放走它。就因为这个动作，我认为他也是记得我的，即便我现在是一头大象。他有一双可以同时看两个方向的眼睛，像蜥蜴，我从小就记得这个。
我跟你说过我小时候住商场吗？你可能不知道那里吧。你知道？喔，我住在最前面，忠栋。那时我常常特地在放学的时候跑到爱栋跟信栋之间的天桥上，看那个魔术师有没有出来变魔术。那时整个商场的孩子都是他的忠实观众。有一次大雨过后，雨势渐小的时刻，天桥上一个摊贩都没有，魔术师百无聊赖地坐在他的大伞底下，我和我哥哥走过去，看看他有没有要表演的打算。不知道是五分钟还是十分钟过去，行人仍是非常稀少，魔术师被我们看得受不了，说，我来变一个只给你们看的魔术。
他说，你们两个是双胞胎吗？是。我们一起点头。你们可能不知道，所有的双胞胎都是一个灵魂变成两个灵魂的，所以有时候，透过某些方法，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人再变回一个人。他说，我数到三，你向右转，你向左转，背对着背，然后闭上眼睛。一、二、三。好。非常好，现在你们想着对方，要很专心地想喔，眉毛、眼睛、嘴巴都要想一遍，如果记得对方的牙齿、耳朵、下巴，也可以想一想，总而言之，想得越仔细越好。好，现在两个人一起数一、二、三，向后转面对面。还不可以睁开眼睛喔，还不可以，一、二、三。好，睁开眼睛。
我哥哥不见了。
我从来没有那么惶恐的感觉，一个你熟识的，应该要站在你身边的人不见了，天桥上空荡荡的，只有我跟魔术师。天桥底下的车流依旧，日光朦胧。只有一秒或者更短的时间，我从惊讶转为哭泣，那种竭尽全力，要让自己的声音穿过城市到森林一样的决绝哭声，让魔术师也有点惊慌。他说，只是魔术，只是魔术而已，你哥哥并没有变不见，要不然你摸自己这里。他把我手拉到心脏的位置，我感到扑通扑通的跳动声，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感受到有什么正在那里。那就是我哥哥吗？他变成一组改变节奏的心跳？变成与前一刻稍稍不同的温度？或者他变成心了？那算是我的心还是他的心呢？我的眼泪依然不由自主地一直滴落，就好像两个人在哭的量一样。
魔术师拿出一本簿子，很旧的那种空白作业簿，后面还写着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规规矩矩的好学生那样的作业簿，然后他打开某一页，说，看。
你哥哥在那里面。
不，这么说并不正确，应该说是那里头有一张我哥哥的画像。画的人一定有不可思议的天赋，才能在那样的纸张上，仅仅是用铅笔就能把一个人画得如此……如此真实到恐怖的程度。我几乎以为我看到那个晚上都睡在身旁的哥哥耳垂上的毫毛，可以感受到他说话时露出臼齿蛀牙潦草补上的银粉，和他有时候和我唯一有点不同的哀伤眼神。我哥不晓得为什么，在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拥有我至今看过最哀伤的眼神，就好像那双眼睛比他自己经历过更多事似的。
魔术师合上簿子，要我把左手放在簿子的封面上，然后闭上眼睛想着我哥哥，那不太难，那张画像把他的形象轻易地烙印在我心底。一、二、三。一睁开眼睛，哥哥就站在我旁边，带着茫茫然、刚起床的神情。
回家的路上我们都没有讲话，我们好像刚从冰冷的溪水被湿淋淋打捞上来，身体像石头，心停止跳动。
想想那是我和我哥哥共处的最后一个夏天，来年我哥哥就死了。我妈要他去西门町的赌场把我爸叫回家的时候，他懒得走天桥，并且玩起那时候商场小孩私下玩的“向前冲”的游戏，被当时刚刚开始的电气化火车撞死了。向前冲的游戏就是在平交道管理员放下栅栏，挥完小红旗子以后，闭上眼闷着头冲过去。我想我哥一定是被铁道铺的小石头绊倒了，铁道到处都有小石子，我们有阵子会比赛谁捡的石头比较圆，比较完美，像是真正的鸟下的一颗蛋。
我爸原本是个钟表师傅，在商场一楼开了一家钟表行。我小时候非常崇拜他一只眼睛戴上放大镜，用台灯照着小小圆圆的表芯，拿着不可思议的细小工具，靠在那张桌上修钟表的神情。仿佛有什么神圣、宏大的事物躲在那些齿轮和齿轮之间，而他是唯一可以把那些拨弄回原位的人。我常想象表里面躲着无数的小人，得靠他们勤奋、绝不懈怠地进行着某些永远如一日的工作，而我爸就是他们的神。更让我骄傲的是邻居都会到我家来看时间，商场的每户人家当然都有钟，但他们只信任我家的时间。他们总在走过我家的时候不自觉地往里头一望，然后再看自己的表。
而我爸的工作桌，也是我们的游戏桌，他在那上头刻了棋盘，有空的时候会和我跟哥哥三个人下一盘棋。我和我哥哥当时还小，即便是两个人，也根本没办法跟我爸爸在桌上的棋盘上对抗，所以他通常都让一只车、一只炮给我们。
但后来他迷上了打四色牌还是什么的，不再专注修钟表，把自己的生活弄得没有时间感。我没有看到我哥的最后一面，就像我的邻居阿咪讲的，被火车辗过去的人不会再有最后一面了。
我哥死了以后我爸不再去赌博，却变得每天坐在天桥的栏杆上看着平交道，好像望着天空，而那里随时会出现一只翼手龙似的。我妈变得对自己的生活没有招架之力，她原本从早晨起床做早餐、洗前一天的衣服、晒衣服、做午餐、开始修改衣服的生活顺序被打乱了。她常常把顾客的衣服修改成另一个人的尺寸，或者根本弄错或弄掉了客人的衣服。我怀疑那些失踪的衣服最后都变成她给我的那个充当我玩具的碎布箱里的碎布。
而后终于渐渐没有人送衣服给我妈修改，两年后她就病死了，她没有为我坚持久一点。因为那两年我父亲偷偷卖掉店铺的权利，把我妈最后一点活着的寄望也输掉了。虽然他曾经一度想恢复一个钟表师傅的名誉，却因为太沉迷于酒精因此再也没有办法准确地把每一个细小的零件放到应该放的位置上。我妈死后不久电子表就开始风行了，我爸只好到天桥上摆了一个卖廉价电子表的摊子。他星期一的时候会把所有的表调到同一个时间，然后一个礼拜以后时间又都变得不同了，得再调一次。他不再替客人修表，根本没有人要修那样的表，因为太便宜了，坏掉再买一只就好了。我爸并不喜欢电子表，他说这种该死的表只靠电池就一闪一闪的，以为自己能告诉世界上的人时间是什么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对吧？哪有那么简单的事。
我爸的修表技术听我妈说是日本时代被征召到军队里，当技工培养出来的。在那个所有的表和闹钟都得上发条的时代，用这个技术养两个孩子并不是太大的问题。但就像所有的孩子都会有的直觉感受一样，我知道我爸爱我哥哥却恨我，我不晓得是不是没有人能够平均地去爱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有阵子我会想，那些我们具体可以碰到的事物是幻觉。桌子是幻觉，床是幻觉，甚至连抚摸你的乳房，倚靠一棵大树都是幻觉。而我们的心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才是实在的，那些像被箭矢穿过的痛楚，那些被我们记述下来的，着了火的记忆才是真实的。
做了大象以后，那些人就好像送葬队伍一样远远地出现在我的眼前，而我始终没办法真的碰到他们，对他们说说话，或者更靠近一点。那两个月间，我脱下大象装以后，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站在路口的另一端，远远地看着老朱扮演的大象和那个我经常凝望的路口。我带着一种奇怪的心情期待着那些幽魂出来或者不出来。从对街看过去，老朱扮演的大象，从外表看起来跟我扮演的大象完全一模一样，它灌着氢气球，摇着不太起劲的尾巴，永远都笑不累似的站在路口…… 如果不说的话，谁知道那大象里头是老朱还是我呢？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在脱掉大象装时遇到谁过。他们在我变成我的时候躲起来了，他们只愿意在我变成大象的时候出现，我这么想。
工作快到尾声的时候，没有什么理由，我决定买下大象装。我跟店长说，我想用我的薪水买下这套大象装。老朱跟围兜兜女孩都吓了一跳，觉得我头脑可能坏掉了吧。但店长犹豫了一下，竟好心地说，大象装比你这两个月的薪水还贵耶，算了，就卖给你吧。
这就是你在衣柜里看到的那套大象装。
我听着乌鸦讲的关于大象装的故事，慢慢地用腿摩挲着他的肚子，我们又做了一次爱，在他勃起的时候我要他教我隐身术的咒语，我们各自默念了三次，然后做爱，打开窗帘、窗户，静静地做爱，就好像在拖延什么时间，像是期待那个什么人或什么物事突然出现在窗户外边那样地做爱。
做完爱以后乌鸦闭着眼睛说，他跟前女友在二十岁那年曾经放弃过一个孩子。那时他做爱前特别喜欢舔她的私处，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温暖的地方。
乌鸦说，那天他们去朋友介绍的小诊所拿掉孩子以后，一起走在新公园的一个角落里，然后终于找到一个隐身在树丛里，像被一切遗弃的座位坐下。乌鸦说，虽然这个公园后来改名叫二二八公园，我还是比较喜欢叫它新公园。这名字好像永远不会旧不是吗？它在那里，树慢慢长高，房子慢慢变老，池塘的鱼死了一批又放了新的一批，但是公园还是叫做新公园。我们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一开始是她哭，后来是我哭。还好那天公园里没有什么人，我想没人听到我们的哭声。后来我们还是继续交往了一段时间，偶尔也有再做爱，我还是会先舔她的私处，但不知道为什么，那里变得冰冰凉凉的了，就好像一座被放弃的城市，被封闭的街道。又过了三个月，我们就分手了。
我问他如果那次当大象的时候她认出他来，他会跟她说什么？他说他大概什么都不会说吧。乌鸦说，还好有那套大象装，所以什么也不用说。
隔天早晨离开乌鸦的住处，我就知道我们再也不会碰面了，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我家小时候也住商场，我住平栋，商场的另一端，而我也没有告诉他，小时候我也曾经是围在魔术师身边的一个孩子。
我走在路上，看着日光朦胧的街道前方，有一头大象站在那里。那是一头全身灰扑扑，连尾巴的摆动也如此迷人的巨大动物。我想起前一夜睡着前间了乌鸦之后是否再穿过大象装？
他说再也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