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誰來重建？

第六部
當大事不妙 第十五章 誰來重建？

1995年，聯合國在北京舉辦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希拉蕊上台演講時，連她的幕僚都不表贊同。註1240「人們說：『對美國政府而言，這稱不上重要議題。提倡婦女權利是件好事，我很高興妳在乎，但身為美國總統夫人，要是妳真的去了，而且還公開談論婦女權利，妳會讓這問題的層級提高到和其他世界大事相同等級──比如蘇聯解體、前蘇聯國家的過渡情況、華沙公約組織、盧安達還有波士尼亞⋯⋯世上還有那麼多重要大事，也許妳不應該跑大老遠去討論它。』」後來我們才知道美國政府當時早已知道的事，發生在盧安達和波士尼亞的「事件」，是大量女性被有系統的強暴。

當大事不妙──比如發生戰爭、自然災害、傳染病大流行──我們已知的所有日常生活資料缺口，從都市規劃到醫療保健，都會變得更加嚴重，而且增加更多缺口。但這絕不單只是忘了把女性納入考量，其中還隱藏了更險惡的意圖。要是在太平盛世，我們都不願意了解女性觀點，思考她們的需求，那麼在戰爭、混亂、社會崩潰時，古老的偏見反而會變得更理直氣壯。而且我們總是不愁為自己找解套的藉口，比如我們得把重心放在重建經濟──然而我們已經看到，經濟的定義本身就漏洞百出。我們得把重心放在救人──我們將會看到，這也是漏洞百出的說法。事實上，這些藉口根本站不住腳。我們之所以排擠女性，是因為我們把一半人口的權利，視為只與少數族群有關的利益。

當我們不讓女性參與災後重建工作，結果就是鬧劇一場。「他們建了房子，但裡面沒有廚房，」研究災難重建的莫琳．福德曼（Maureen Fordham）教授對我說。當時是2001年，位於西印度的古加拉特邦剛發生一場地震。上千人因此死亡，將近40萬棟住宅倒塌。人民亟需新住所，但古加拉特邦的重建計畫出現巨大的資料缺口：研擬計畫的過程中沒有女性成員參與，也沒人徵詢婦女的意見，因此新建的房子都沒有廚房。我困惑的問莫琳，這樣人們要如何煮飯呢？「就是呀，他們根本沒想到這回事。」接著她進一步解釋，那兒一般的房屋會有個與主屋分離的空間供飼養牲口之用，「但新建的房子都沒有這個空間」，因為照顧牲口並不是男人的責任。「那是女人的工作。」

這聽來像是罕見的誇張案例，但這絕不是空前絕後的特例。4年後，斯里蘭卡發生了一模一樣的事。註1241海嘯在2004年節禮日（聖誕節隔天）襲擊了印度洋周圍14國的海岸線，多達25萬人因此喪命。斯里蘭卡就像印度古加拉特邦一樣，沒有在重建計畫中納入女性成員，因此建了一批沒有廚房的屋子。災民營中也出現類似狀況，人道救援組織在分送食物時，沒有意識到那些食物需要烹煮，忘了提供烹煮用的燃料。註1242

美國長久以來也常在災後重建時忘了女性的存在。莫琳告訴我，1992年安德魯颶風襲擊邁阿密後，政府所擬定的重建計畫。「計畫名稱是『我們會重建』（We Will Rebuild）」，她說。問題是這兒指的「我們」，也就是那些擬定重建計畫的人，幾乎全是男人：決策委員會的成員據說「全都是對邁阿密瞭若指掌的人士，而且篩選方式十分嚴格」，註1243然而在56名成員中，只有11名女性。

當時，這個男性為主的「我們」被抨擊為「一個試圖解決鬧區問題的住宅區團體」。一位婦女則直白指出：「傳統的好男孩人脈網再次掌握大權，他們負責處理，但他們完全不懂真正的問題，特別是女性的難處。一切都像往日一樣。」而傳統的好男孩人脈網想要興建的是商業中心、摩天大樓、商會設施，然而當時「有數千人的基本需求仍沒有解決，而且還需要社區服務」。莫琳說，這些好男孩完全沒想到「幼兒園或醫療中心之類的建設」，也沒有考慮到該成立小規模的非正式工作場所──我們前面已經解釋過，這些都是婦女的重要需求。不滿的邁阿密女權主義者成立了「女人會重建」（Women Will Rebuild）組織，填補官方計畫中的性別缺口。

「我們會重建」已是多年前的往事，但13年後，當卡崔娜颶風重創紐奧良，顯然政府並沒有學到教訓。2005年8月的風災，讓超過3萬人無家可歸，美國當時登上「國內發生嚴重人口無家可歸問題的國家」前10名。註1244而在這些無家可歸的人口中，最多的就是非裔婦女。儘管她們是受影響最大的族群，但不管是颶風來襲前或離開後，所有的重建計畫人士都沒有傾聽她們的聲音。註1245排除非裔婦女，造成了嚴重的性別資料缺口，連帶影響到物資分配，資源沒能及時送到那些情況最危急、最脆弱的人那兒。女性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of Women’s Policy Research）2015年的報告指出，只要政府好好研究，本能避免這樣的情況發生。然而，當計畫者沒能了解女性的需求，就會造成女性政策研究院所稱的，在颶風來襲和緊接的水災後造成「第三重災難」，而計畫者該為此負責。而第三種災難，「就像堤防坍塌一樣，是人造成的」。

紐奧良公共住宅的原住戶大多都希望在清掃家園後回到原本的住所，而且他們也以為本該會如此。畢竟紐奧良市內的4座大型住宅計畫「大磚屋」（the Bricks）並沒有倒塌。不只如此，根據美國住房及城市發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調查，它們的結構穩固，只要好好清理一番就能住人。但結果卻不是如此。在「紐奧良亟需結構穩固且可負擔的住宅」的前提下，政府撥了經費，宣布拆除這些住宅。取代原本4,534間社會住宅的，會是706戶的混合收入住宅（mixed-income housing）。

就像邁阿密早先的「我們會重建」計畫，紐奧良的計畫者最重視的似乎是商業利益，而不是「無家可歸的數千人。他們都是低收入戶，而且大部分都是黑人婦女。如今他們將永遠失去原本的住處」。面對2007年的訴訟，紐奧良房屋局宣稱他們曾調查過前住戶的意願，而當中大多都表示不想回到紐奧良。然而，這可不是女性政策研究院調查到的結果，讓人不禁懷疑「拆毀建築的決定也許根本和修復災難所造成的損害無關，也不是為了照顧那些失去財產與親友的受創人民，而是基於城市重建帶來的投機利益」。

原住戶之所以想回到大磚屋，是因為紐奧良的公共住宅就像巴西的棚屋區，提供的絕不只是一個擋風躲雨的住所：這兒也提供社會服務，填補了漠不關心的政府所忽視的各種需求。「公共住宅也許並不是最舒適的地方，但在那兒，每個人都是某人的母親，」一名婦女對女性政策研究院形容。然而這些婦女無家可歸，散居各地，原本的家園隨即遭到政府拆除，她們失去了大磚屋社區提供的一切支持。可嘆的是，我們並沒有估算女性無薪勞動的價值，因此任何重建計畫中都沒有考量到住戶需要維持彼此互助的非正式聯繫。公共住宅提供的社會網絡也讓婦女感到更安全，連帶增加她們的行動力。「市區沒那麼危險，」一名婦女解釋，「因為這兒每個人都彼此認識，你一走上奧爾良街和卡萊伯恩街，你就安全了，因為你認識那兒的每個人。」

不只如此，定時的公車網再加上各種商店都在步行可達的範圍內，都讓女性行動更方便。然而，就像巴西的例子，這一切都被迫改變。許多失去家園的婦女現在居住的地方，數英里內沒有半間店鋪，她們不可能步行出門。公車路線也改變了，住在大磚屋時，每15分鐘有一班公車，現在常常得等超過1小時。有名婦女因此丟了工作。就像巴西「我的房子，我的生活」計畫背後的主事者一樣，低收入婦女如何前往工作地點的交通問題，根本不曾列入紐奧良重建計畫者的優先考量。

目前沒有任何國際法律規定，災後重建計畫必須考量女性的需求──然而從現有的證據看來，也許我們真該訂立這樣的規範。不過要是發生戰爭，戰後重建的確必須遵守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325號決議。

第1325號決議「敦促所有有關行動者都必須提升婦女參與度，且在聯合國所有的和平與安全行動中，都必須同時包括兩性觀點」。經過女權運動人士「數十年的游說」，註1246這項指標性的決議終於在2000年通過。但18年過去了，我們幾乎看不出實質上的進步。首先，我們握有的資料少之又少，註1247從這就能看出各國政府並沒有認真看待這個決議。而從有限的資料看來，情況一點也不樂觀。只有2名婦女擔任過主要談判官，而且只有1名女談判官簽下最後的和平協議。註1248戰爭過後要推行有關婦女權利的政策時，依舊「欠缺經費」，註1249就連最基本的要求，比如所有代表團都必須包含女性成員，也並沒有真的落實註1250。即使加入女性成員，她們仍是被排擠於重要地位之外的少數族群。而且在某些方面，我們甚至做得比過去還差勁：2016年所簽的和平協議中，只有一半提到與性別有關的條款，相比之下2015年的比例為70%。2017年6月阿富汗的和平談話中，談判官中只有6%是女性，協調者全是男性，最後簽約的人也清一色都是男性。

2016~2017年間的情況比過去更惡劣，雖然目前沒有相關的因果資料，但我們有個線索。2014年，紐約的國際和平研究院（International Peace Institute）舉辦了一場沒有公開紀錄的女性、和平與安全圓桌會議，其中一名參與者給了我們一些提示。「許多人要求不要讓女人參加會議，而聯合國和政治掮客屈服了，」參與者說道。「當地方政府說『我們不希望女性在場』，國際社會就妥協了，答應了。」註1251戰後重建的背景中，排除女性的原因可能很多（比如文化敏感考量；女性參與拖延協商進程；反正等到達成協議後，再加入女性也不遲⋯⋯等等），但簡而言之，它們都是數世紀人們用來搪塞女性的理由：改革過後，我們再來處理妳們的事。

這種邏輯顯然出自性別歧視，一種遍布世界的病症，深信女人的生命沒有「人類的生命」那麼重要，而這兒的「人類」指的其實是男人。然而，國際組織如此輕而易舉的把第1325號決議丟出窗外，並不只是出於性別歧視，而是全然的愚昧。其實女性加入談判桌不只能增加達成協議的可能性，註1252還會提高維持和平的機率。一篇研究分析了1989~2011年簽署的182份和平協議，發現當女性參與談判過程，協議維持2年以上的機率增加20%，維持15年以上的可能性增加了35%。註1253

這不一定是因為女性的談判技巧比較好，但至少她們比較清楚談判的目標為何。專門研究弱勢國家的治理與人權問題的學者克萊兒．卡斯蒂葉荷指出，「在建立和平的議程中，女性經常提出被男性菁英忽略的重要議題」，比如地方與非正式領域的重要性，建立機構與程序的包容性和可及性。註1254換句話說，一如前面所強調，女性的存在填補了資料缺口，而且是十分重要的缺口。近年的量化資料分析得到「令人震驚的證據」，指出女性無法出任重要職務、被視為次等公民的國家，戰亂頻仍的機率較高。註1255換句話說，消除性別資料缺口，受益的是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