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殺死你的不是天災

當大事不妙，人們照舊不讓女性發聲，然而最諷刺的是，那些老舊過時的偏見在此時顯得更不應該，因為發生戰亂、流行病、自然災害時，女性受到的影響最嚴重。我們十分缺少戰亂對女性所造成影響的實際數字，比如死亡率、患病率、被迫流離失所，而且依性別分析的數據更是少見。但現有的資料顯示，發生武裝衝突時，女性所受到的影響不成比例的嚴重。註1256現代戰爭中，平民的死亡率遠超過參戰士兵。註1257雖然男性和女性都受創傷折磨，被迫離開家園，受傷甚至死亡，但除此之外，婦女還得面對只會發生在女性身上的不公不義。

外界衝突爆發時，針對女性的家庭暴力也隨之增加。事實上，家庭暴力比戰亂造成的性暴力更為普遍。註1258那麼後者有多嚴重呢？波士尼亞戰亂期間，據估計3個月內就有6萬名女性慘遭強暴；而在盧安達種族大屠殺註1259期間，100天內就有25萬名女性被強暴。聯合國組織評估，西非獅子山在1991~2002年內戰期間，遭強暴的婦女超過6萬名；至於2次賴比瑞亞內戰期間（1989~2003年），此數據超過4萬名婦女；而自1998年起，剛果民主共和國至少有20萬名婦女被強暴。註1260由於婦女經常沒有可求助、舉發的對象，再加上其他原因，造成了嚴重的資料缺口，因此戰亂中的真實數據可能遠高於上述估計值。

戰爭之後，社會秩序也瓦解了，此時女性受到的衝擊也比男性大。在所謂的戰後情境中，強暴與家暴事件仍極為頻繁，「遣返回鄉的戰士面臨性別角色不同於前線的衝擊，或因失業而感到挫敗，習於使用武力的他們於是透過暴力發洩」。註1261在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之前，當地女性結婚的平均年齡是20~25歲；但在大屠殺期間和之後的難民營中，女性結婚的平均年齡降為15歲。註1262

因戰爭引發的間接效應而死亡的女性也比男人多。世界各地因分娩而死亡的產婦中，超過一半都來自受戰亂摧殘或體制脆弱的國家，而產婦死亡率最高的前10個國家不是處於戰亂之中，就是處於戰後時期。這些國家的產婦死亡率比平均值高了2.5倍，其中一部分的原因是，戰後與災後重建計畫中，常常忽略了專屬於婦女的保健需求。

20年多年來，跨機構聯合工作團體（Inter-agency Working Group on Reproductive Health in Crises）始終不停呼籲各界為戰爭或災難地區提供生產用具組、避孕方法、產科照護與診治。然而《紐約時報》的報導指出，「過去20年間，很少有人提供這些物資，頂多寥寥數次」。註1263一份報告發現，在沒有婦產科醫師的照護下，「孕婦流產的機率很高，而她們有很高的機率不得不在糟糕的衛生條件下生產」。

災後地區也有同樣的難題。2013年時，菲律賓遭颱風肆虐，造成多達400萬人無家可歸，估計當時每天都有1,000名產婦生產，其中將近150人面臨足以致命的危險。註1264颱風摧毀了生產機構和儀器，許多女性命在旦夕。註1265然而，當聯合國人口基金會（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Fund）請求捐助國提供經費，以購買衛生用具、為臨時產房增設人員、向強暴受害者提供諮商服務時，各國的反應卻「頗為冷淡」，最後募得的款項只達原目標的10%。註1266

流行病也特別容易重創戰後與災後地區，而且傳染病一旦爆發，女性死亡的人數往往超過男性。註1267以獅子山來說，2014年伊波拉病毒爆發時，獅子山正處於爆發中心，當地的產婦死亡率躍居全球第一：每10萬名活胎中，多達1,360名產婦死亡；相比之下，經合組織各國的平均值則是每10萬名活胎中，只會有14名產婦死亡。註1268不只如此，每17名產婦就有1人會因生產而有生命危險。註1269政府不久前公布的資料指出，在獅子山，每個月都至少有240名孕婦死亡。註1270

再加上伊波拉病毒肆虐，婦女除了得擔心生產的風險，還得擔心自己死於伊波拉病毒。然而情況其實更嚴重，由於孕婦前往醫療院所的次數比較頻繁，與醫護人員接觸的機會也更高，因此孕婦感染伊波拉病毒的機率也更高註1271：《華盛頓郵報》報導，在3次最嚴重的伊波拉大爆發中，2次「都發生病毒在產科傳播的情況」。註1272許多醫護人員感染伊波拉病毒（而醫護人員又以女性為多數），更讓婦女的處境格外危險：《柳葉刀》期刊（Lancet）估計，爆發伊波拉病毒流行疫情的3個國家中，每年因醫護人員不足而死亡的婦女人數為4,022人。註1273

重建過程不願意考量性別差異，部分是因為人們普遍深信流行傳染病會同時影響男女，我們認為首要任務應該是控制疫情與治療，「至於其他可能存在的社會問題，比如性別不平等，就等到流行病結束後再交由他人處理」。註1274就連學界也犯了同樣的錯誤：近期一份研究分析了茲卡病毒和伊波拉病毒大流行期間，發表於15,000份同儕審查期刊中的2,900萬篇論文，發現只有不到1%探討了這兩場流行病對特定性別造成的影響。註1275然而，一份世衛組織報告解釋，這種覺得性別不重要的想法十分危險，甚至有礙預防及圍堵疫情，同時也會讓人忽略重要資訊，比如疾病如何在不知不覺中到處散播。註1276

2009年H1N1豬流感爆發期間，沒有考量性別讓「政府官員傾向只與男性交換意見，因為一般都認為他們是畜牧場、農場主人；事實上在農場後院，大部分與牲畜有關的工作都由女性完成」。註1277獅子山共和國2014年伊波拉病毒流行期間，「一開始執行隔離措施時，女性雖能取得食物補給，但沒人想到她們還需要水或燃料」。在獅子山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搜集燃料和水都是女人的工作，而這兩樣都是生存必需品，因此在調整措施前，「婦女照舊出門採集生火用的木柴，增加了散播病毒的風險」。註1278

女性的照護責任也讓她們在傳染病大流行時面臨更高的死亡風險。大部分需要在家療養的病患都由女性照顧。而「傳統生育陪伴者、護理師、醫院的清潔人員及洗衣工，也都以女性為主，因此許多婦女暴露於危險之中」，再加上這些女工「沒有與醫生同等的支援和防護配備，而醫生多半以男性為主」。註1279女性也是在葬禮前清潔屍體的人，而許多人都在傳統葬禮中受到感染。註1280在2014年伊波拉病毒大流行期間，死於該病的賴比瑞亞病患中，高達75%為女性；註1281而處於爆發「震央」的獅子山，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估計，不治病患中多達60%為女性註1282。

2016年一份論文註1283也發現，近年針對伊波拉和茲卡病毒所做的國際衛生建議中，並未「考量女性沒有足夠能力保護自己不受感染」。註1284這兩場流行病所有的公開建議措施，都奠基於女性握有經濟能力、社會權力或控制權的前提，「能實行國際建議提到的自主性」，然而這樣的前提完全錯誤。結果就是，國際衛生建議反而「進一步深化」長久存在的性別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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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盡快解決災後重建行動的性別資料缺口，因為氣候變遷無庸置疑的讓我們的世界比以往更加危險。根據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sation），現今的地球比40年前危險，而且危險性增加了5倍。2000~2010年間，共發生了3,496件水災、暴風雨、乾旱及熱浪等自然災害；相比之下，1970年代只有743場天災。註1285許多分析都暗示，氣候變遷可能助長衝突註1286與流行病註1287的爆發，但氣候變遷本身就會造成許多人死亡。《柳葉刀全球健康》期刊（Lancet Planetary Health）2017年的報告預測與天氣有關的災難，將會在2071~2100年間在歐洲造成每年152,000人死亡。註1288相比之下，1981~2010年間，歐洲每年死於天然災害的人數為3,000人。註1289而且我們還會看到，死於天災的人中，女性也占了大多數。

直到2007年，學界才出現第一篇有系統的量化分析，解析了男女的天災死亡率；註1290在此之前，我們沒有任何可靠的性別分析。1981~2002年間，來自141國的資料揭露了發生天災時，女性的死亡機率高於男性；而且在人口相當的情況下，一國死亡人數愈高，其兩性的平均壽命差異愈大。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國中女性的社經地位愈高，死亡率的性別差異愈低。

莫琳解釋，殺死女性的並不是天災。殺死婦女的真正凶手，是性別與沒有考量性別差異的社會。當地震在晚上突然發生，印度男性的生存率比較高，「因為天氣溫暖的晚上，男人會睡在室外和屋頂上，而大部分的印度婦女都不可能這麼做」。註1291在斯里蘭卡，「幾乎只有」男人和男孩能學游泳和爬樹，因此2004年12月海嘯來襲時（女性在這場災難中的死亡率是男性的4倍註1292），男人在大水災中倖存的比例較高註1293。孟加拉的社會偏見也限縮女性學游泳的機會，讓她們在水災中生存的機率「急劇降低」，註1294再加上當地女性必須要有男性親屬陪同才能外出的社會規範所造成的限制，讓女性更加脆弱。註1295因此，當氣旋來襲，女性必須等待男性親屬前來救援才能逃往安全地區，損失了寶貴的逃命時間。

不只如此，她們也必須等待男人前來通知才會知道氣旋來襲，因此一開始就浪費了許多時間。莫琳解釋，市場、清真寺等公共空間會向民眾發布氣旋警報，但女性不會去這些場所。「她們都待在家裡。因此她們完全仰賴男性的資訊，必須等男人回來通知，她們才知道必須疏散。」而許多婦女都沒能等到男人回來通知她們。

帶著男性偏誤的警告系統，並不是孟加拉唯一忽略女性需求的氣旋相關基礎建設。莫琳說，氣旋避難所「由男人建造，也專為男人設計」，因此它們對女性來說絕非安全的處所。雖然情況正逐漸改善中，但舊式氣旋避難所「數量龐大」，基本上它們只是「一個非常大的水泥箱」。傳統上，避難所是一個不分性別的大空間。公共廁所通常也沒有區分性別：「這些避難所可以容納1,000人，然而所謂的廁所只是角落的一個水桶。」

1,000人共用一只水桶，想當然爾會造成嚴重問題。不只如此，欠缺性別專屬的空間，基本上讓女性難以踏入這些避難所。「女人不該靠近家人以外的男人和男孩，這是深植於孟加拉文化的一個概念，」莫琳解釋，要是她們靠近家人以外的男性會讓家族蒙羞。人們把她們「視為可正當攻擊的對象，她們會遇到各種性騷擾，甚至更可怕的事件。因此婦女不會去這些場所避難。」沒有按性別分設避難空間，造成女性死亡率遠高於男性。1991年的氣旋與緊接而來的水災造成多人死亡，但女性的死亡率是男性的5倍。註1296

提到災後重建中女性遭遇的暴力，我們都知道在「天災後引發的混亂與社會失序」期間，針對女性的暴力行為大幅增長──而混亂與社會失序，正是我們無法取得明確資料的原因之一。卡崔娜颶風期間，當地的強暴危機中心不得不關閉，也就是說接下來好幾天都沒有人計算或確認被強暴的女性人數。註1297家暴保護中心也必須關閉，造就同樣的結果。與此同時，颶風避難所就像孟加拉一樣沒有按性別切割空間，因此許多女性都逃不開性暴力。數千名紐奧良居民來不及在卡崔娜颶風來襲前撤離，只能暫時棲身於路易斯安納的超級巨蛋。過不了多久，暴力、強暴、痛毆等各種駭人聽聞的故事到處流竄。婦女挨另一半揍的事件層出不窮。註1298

「你聽到人們尖叫，向別人求救，『求求你別這樣，拜託來人救救我』」，一名婦女接受女性政策研究院訪談時，回憶當時的情景。註1299「他們說超級巨蛋沒有發生任何問題。但我說的都是真的，那些事真的發生了。很多人被強暴。你可以聽見人們──女人高聲尖叫的聲音。因為那裡沒有燈，到處漆黑一片，你懂吧。」她又補充一句：「我猜他們到處抓人，肆意做他們想做的事。」然而沒有人調查卡崔娜颶風期間，究竟有哪些人受到了哪些傷害，因此我們無法取得明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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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試圖逃離戰火與災難，性別中立的惡夢卻糾纏她們不放，在世界各地的難民營等著她們。「我們從過去眾多的錯誤中學到教訓，要是女性沒有獨立的沖澡設備，她們面臨性侵和性暴力的機率會大大增加，」國際特赦組織歐洲與中亞地區副主任高瑞．馮．古立克（Gauri van Gulik）表示。註1300事實上，國際指導守則明確指示，難民營的廁所必須依性別分開設置，並且有明確的性別標示，必須讓使用者可以上鎖。註1301然而這些要求經常遭到忽略，沒有強制實施。

穆斯林婦女慈善組織「全球合一」（ Global One）2017年的研究發現，在黎巴嫩，98%的難民婦女沒有獨立的女廁可用。註1302婦女難民委員會（Women’s Refugee Commission）的調查指出，德國與瑞典的難民接待中心由於沒有提供獨立女廁、女性沐浴設施，也沒有性別分隔的睡眠休息區，婦女很容易面臨強暴、侵犯和其他暴力行為。不分性別的生活與睡眠空間，代表女性長達數週都必須隨時披著伊斯蘭頭巾，連皮膚也起了疹子。

難民婦女時常註1303抱怨廁所的位置遙遠偏僻註1304，再加上廁所本身和通道的照明設備都不足，以致如廁十分危險。希臘惡名昭彰的伊多梅尼（Idomeni）難民營中的廣大區域，在夜裡可說是「伸手不見五指」。有2個研究都發現，安裝太陽能燈具，或分發個人攜帶式太陽能燈具，會大大增加女性的安全感，但這項解決方案尚未推廣到世界各地。註1305

因此，大部分的女性只能自己想辦法解決。印度經歷2004年大海嘯1年後，收容營中的婦女與少女要去公廁和淋浴設施時依舊兩兩結伴同行，以避免遭男性侵犯。註1306一群淪為伊斯蘭國性奴隸的耶吉第（Yezidi）婦女，在逃離並輾轉來到希臘北部尼亞卡瓦拉（Nea Kavala）難民營時，自行成立保護團體，要去廁所時都會結伴同行。至於其他人，包括那些常常要上廁所的孕婦，乾脆不在晚上去廁所；而根據2016年一份調查指出，這些沒有團體保護、只能自力自強的婦女占了69%。註1307德國難民接待中心的某些婦女，甚至以不吃不喝來避免上廁所。伊多梅尼是希臘當時規模最大的非正式難民營，裡面的婦女也採取同樣的作法。註1308根據2018年《衛報》報導，有些婦女甚至穿成人尿布來解決如廁問題。註1309

歐洲難民營未能保護女性遠離男性暴力，其中一項原因是各國政府在短期內爆發難民潮，必須快速反應，比如德國和瑞典就是如此。而且我們必須公正的說，德國和瑞典收留了最多的難民。註1310但這絕非唯一的原因，畢竟世界各地拘留營的女囚，在面對男守衛時都遇過類似的困擾。2005年，美國移民拘留設施的婦女舉發，裡面的守衛會趁她們睡覺、踏出淋浴間或浴室時，用手機的鏡頭拍她們。註13112008年，一名17歲的索馬利難民少女被拘留在肯亞警察局，她在離開牢房如廁時遭2名警察強暴。註1312英國的雅爾斯伍德拘留中心（Yarl’s Wood Detention）多年來發生數起性虐待與性侵案件，惡名遠播。註1313

從世界各地一直出現男性向女性施暴的報告看來，也許我們該承認，以為男員工在女性設施中工作就會像在男性設施中一樣安分，是另一個表面的性別中立演變成性別歧視的實例。也許我們不該只在衛生設施落實性別分離制，也不該讓任何男性員工握有任何超越弱勢女性的權力。然而，若要推動這些措施，政府必須先承認當男性員工本該幫助、協助、護衛婦女，或處理女性問題時，卻時常藉職權之便剝削她們。然而直到目前為止，政府都不願正視這個漏洞。

德國柏林地方難民事務局發言人在電郵中向人道新聞組織《艾琳新聞網》（IRIN，現已更名為《新人道主義者》〔The New Humanitarian〕）指出，「我們時常與難民收容處的主任聯繫，因此我可以向你們保證，緊急或社區收容中心並未通報任何不尋常的性暴力案件。」註1314儘管有數起性騷擾與性虐待案件，但事務局仍「很有信心的保證並沒有發生任何嚴重問題」。同樣的，新聞網站BuzzFeed報導，歐洲的邊界男守衛會要求難民婦女以性服務換取進入國界，但這也遭到否認了。註1315然而，2017年《衛報》一篇報導揭露：「在各地的叉路與檢查哨都經常發生性暴力與性虐待。受訪的婦女與孩童中，1/3表示攻擊他們的人不是身穿制服，就是看起來像軍方相關人員。」註1316

柏林地方難民事務局指出「很少人報警」，以此當作「沒有嚴重問題」的證據。柏林警察局2016一整年的紀錄中，難民收留處的婦女舉報的「違反性自主的犯罪」只有10件。註1317然而，警局的紀錄到底是值得信賴的評估工具，或只是另一個性別資料缺口呢？難民逃亡主要路線上的歐洲國家包括希臘、馬其頓、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和匈牙利，當BuzzFeed的記者聯絡這些國家的警政署，詢問他們是否備有任何以性別為基礎的暴力資料時，大多數都沒有回應，即使記者「一再請求對方提供資訊」。匈牙利國家警察局雖然回應了，但只說他們「沒有搜集尋求庇護人士的資料，不管是強暴或強暴未遂」。克羅埃西亞警方則表示，「他們無法根據受害類別來分析犯罪報告」，但不管如何他們「都沒有收到尋求庇護人士遭受性別相關暴力案件的通報」。也許他們並沒有說謊，但這絕不是所有的真相。數個援助難民的女性組織都指出，雖然他們協助的許多婦女都在避難所遭亂摸、性侵，但文化與語言上的隔閡讓「非常、非常多的性暴力攻擊事件，都沒有被舉發」。註1318

掌握權力的男人在危機情境中濫用職權強迫女性與他們性交，不然她們就無法取得食物配給，這些模糊了援助與性侵界線的事例，讓性暴力的資料缺口更加嚴重。註1319雖然這些資料缺口發生在特定地區，但我們握有的證據指出，這在災後的環境是十分常見的情節，註1320而且最近一連串類似事件登上世界各地的新聞頭條：許多人控訴自己被國際慈善組織樂施會（Oxfam）的員工性虐待，緊接著好幾間國際援助組織也都遭到控告，然而很快就發生一連串的滅火行動。註1321

整個難民收容體系都忽略婦女可能遭遇的男性暴力，然而諷刺的是，男性暴力常是這些婦女淪為難民的始因。註1322我們很容易以為人們是因為戰爭與災難才流離四散，但這通常是男性逃難的原因，而不是女性。這又是一個把男人當作人類預設值的實例：雖然女性的確會因戰火與災難尋求庇護，但她們之所以逃離家園，一開始多半是為了逃離男性加諸於她們身上的暴力。女性逃離的是「矯正式」強暴（男人輪姦同性戀婦女「好讓她變回異性戀」）、制度化強暴（發生於波士尼亞的實例）、強迫婚姻、童婚和家暴。在低收入國家，男性暴力是許多女性逃家的主要原因；事實上，這也是身處富裕西方世界的女性逃家的原因。

長期以來，人們多半以為無家可歸的人多為男性，但我們有理由懷疑官方數據不可信。約克大學住宅政策中心研究員喬安．布列瑟頓（Joanne Bretherton）解釋，事實上「女性無家可歸的機率遠高過男性」。註1323在澳洲，現今的「典型遊民是年紀介於25~34歲的年輕婦女，她們常常帶著1個小孩，而且愈來愈多的女性為了逃離暴力而流落街頭」。註1324但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註1325可說完全不受重視，且研究者定義與評量遊民的方式也是性別資料缺口的產物。註1326根據加拿大替代政策研究中心（Canadian Centre for Policy Alternatives）的說法，「大部分與遊民相關的研究（⋯⋯）都欠缺以性別為基礎的全面分析」。註1327

我們通常會以使用相關服務的人來推估遊民的數量。然而，除非男性和女性使用相關服務的機率相等，不然這絕不是準確的估計方式。然而，男性與女性會尋求的社會服務並不相同。為了逃離家暴而淪落街頭的女性通常會向家暴服務中心求助，不會前往遊民服務中心。而在英國，這些婦女不會被計入遊民人口。註1328除此之外，她們也可能會暫住他人家中，「沒有自己的出入口，也沒有隱私或自己的生活空間；儘管她們原本的住所登記在她們名下，但她們無法回去，也無法另謀住處。」註1329近來英國各地興起「以性換宿」潮流，顯然有些無家可歸的婦女像難民營的女性一樣面臨性剝削的處境。註1330

根據加拿大的研究，女性之所以臨時暫住他人家中，是因為她們認為官方的緊急收容所不安全，特別是收容所是兩性共用時。註1331安全隱憂並非女性的幻想：替代政策研究中心表示，女性在收容所遇到的暴力「令人震撼」。研究中心的結論是，看似「兼容兩性」、「男性與女性都能使用」的服務，「其實讓女性暴露的風險大幅增加」。

因此，暴力是讓婦女無家可歸的主因，而無家可歸則是婦女遭受暴力的首要指標。註1332美國女性認為收容所很危險，寧願活得拮据困苦也不願棲身於收容所。註1333為受迫害女性成立的慈善組織「日程」（Agenda）總監凱薩琳．薩克斯─瓊斯（Katharine Sacks-Jones）解釋，英國的遊民服務「在建立時通常只想到男人，對曾經遭受虐待與暴力的弱勢女性來說，那些地方令人恐懼」。註1334

不過，提供性別特定的服務不只是基於安全考量，也是基於衛生的顧慮。在英國，遊民收容所可以（也確實）向國民保健署要求提供免費保險套，註1335然而他們卻無法取得免費的經期衛生用品。因此，除非收容所正好有這筆經費（非常少見），或是收到善心機構樂捐，不然無法提供婦女免費的生理用品。2015年，一個提出「流浪月經計畫」（Homeless Period Project）的社運團體向英國政府請願，要求政府在提供免費保險套的同時，也該提供免費的經期衛生用品。註1336國會的確曾提出此議案，但政府卻不願撥出經費，儘管在2017年3月，流浪月經計畫宣布與衛生品牌Bodyform合作，後者表示會在2020年前捐贈20萬包衛生用品。註1337美國的社會運動比英國成功些，紐約市在2016年成為全美第一個在公立學校、遊民收容所和矯正機關中，免費提供棉條與衛生棉的城市。註1338

忽略女性月經可說是全球化的長期運動，而難民婦女也難逃此劫。援助組織常欠缺經費，無法提供這項民生必需品，註1339結果就是許多婦女與少女在數年間未能取得任何衛生用品。註1340即使有人發送衛生用具組，也都是「依照家庭單位分發，沒有考量一個家庭裡有多少女性處於生育年齡、需要多少衛生用品，並依此調整」。註1341而且分送時也經常沒有顧及月經在某些文化中是禁忌話題，認為女性應該直接向男性工作人員，或當著男性家人的面要求提供衛生用品；註1342既沒有考量使用上的文化差異問題，也沒有提供使用後的處理方法。註1343

充滿漏洞的措施都會影響女性的健康與自由。一份研究發現，當女性不得不尋求不衛生的替代用品（「破舊的碎布、乾草、床墊碎片」註1344），超過50%的女性會感染「泌尿道疾病，而且經常沒有獲得治療」。註1345而且，「由於經期被視為一種恥辱，再加上擔憂外漏」，女性的行動受到限制，無法「取得食物、獲得幫助、得知資訊，甚至無法與其他人互動」。

消除性別資料缺口並不會神奇的解決所有女性面臨的難題，不管她們是否被迫離開家園。要解決女性的困境，就得全面重新建構社會，同時終止男性暴力。但我們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先面對現實，承認以往所謂的「無性別之分」、「中性」、「適用兩性」，並不是真正的性別平等。當我們握有依性別搜集並加以分析的資料，將所有證據呈現在世人眼前，人們就無法面不改色的堅稱為了追求更重要、更高尚的目標，我們可以義正辭嚴的暫時忽略女性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