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女權正是人權

我們在前兩章揭露了政府的思考模式隱藏了多麼嚴重的性別資料缺口，結果就是政府訂立了充滿男性偏見、對女性有害無益的政策。造成資料缺口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沒人搜集資料；但另一個原因則是，世界各地的政府官員多半以男性為主。我們可能沒想到，被男性掌控的政府也是性別資料缺口困境的一環，但事實證明，政府的確該廣納女性觀點。

美國從1980年代到2000年代的數份研究都揭露，婦女比較會把女性議題列為優先，也比較願意贊助女性法案所需的經費。註1154英國最近有份研究分析自1945年以來，女議員在國會的影響力，指出女議員更願意為婦女議題發聲，推動家庭、教育和照護相關的政策。註1155另一份報告註1156則分析1960~2005年間，經合組織19個國家註1157的女性代表影響力，也發現女政治家比較重視與婦女有關的議題。

同一份研究還發現，女性政治人物不只會為婦女發聲，也會化言語為行動。隨著希臘、葡萄牙和瑞士出現愈來愈多的女性民意代表，這些國家的教育投資也隨之增加。相反的，愛爾蘭、義大利和挪威在1990年代後期的女民意代表比例下降，這些國家隨之出現「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遞減」的現象。即使女議員人數只增加1%，一國的教育經費占比也會跟著上升。同樣的，印度2004年的研究分析西孟加拉邦和拉加斯坦邦的地方議會，發現當議會保留1/3的席次給女議員，政府就會多投資與女性需求相關的基礎建設。註1158另一份2007年的研究則審視1967~2001年間的印度女性民意代表人數，發現只要增加10%，「都會地區民眾得以接受初等教育的機率」就增加了6%。註1159

簡而言之，長達數十年的證據都指出同一件事：從政的婦女愈多，愈能影響哪些法令付諸實行。因此，也許，只是也許，當伯尼．桑德斯表示：「有人說『我是女人！投給我！』，但這樣的說詞不夠有力哪。」也許是他錯了。問題重點不是某人認為身為女人就夠了，問題在於沒人發現，單單身為女人還真能帶來改變。相反的是，似乎有不少人認為，只要一名候選者是女性，這就是阻止他們投票給她的好理由。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後不久，《大西洋》期刊發表了中間選民焦點團體的訪談結果。註1160而其中最大的重點就是，人們認為希拉蕊的野心實在太大了。

這並不是什麼石破天驚的意見。許多人都如此批評她。記者安．艾普鮑姆（Anne Applebaum）說：「希拉蕊的野心太大、太驚人，而且荒謬。」8註1161好萊塢的商業鉅頭大衛．葛芬（David Geffen）是民主黨的重要金主，甚至「曾是柯林頓的盟友」註1162，而他說：「老天有眼，世上有誰的野心比希拉蕊更大？」註1163前國務卿柯林．鮑威爾（Colin Powell）則說她懷抱「肆無忌憚的野心」。註1164桑德斯的競選團隊總幹事則表示：「不要只為了滿足國務卿的野心，而毀了民主黨。」註1165當然還有好棒棒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說她「活生生被自己的野心吞噬」。註1166在這個意見分歧的時代，看來人人都同意希拉蕊的野心太超過。這樣的說法實在太受歡迎，甚至躍登《洋蔥報》（Onion）頭條：〈希拉蕊亟欲成為美國第一名女總統〉。註1167

想以女性之姿登上世上最高的權力寶座，開創前無來者的先例，一名女性的確必須具備強大的野心才行。然而，一名失敗的商人兼毫無政治經驗的電視明星宣布競選角逐全球第一的總統大位，你也能說他野心太大了，不是嗎？然而對川普來說，野心太大絕不是種批評。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希拉蕊的野心「太超過」呢？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的心理學教授魯道夫．門多薩─丹頓（Rodolfo Mendoza-Denton）對此提出認知心理學上的解釋。註1168她「奮勇向前的領域，人們向來深根柢固地認為那是男人的領域」。門多薩─丹頓解釋，因此選民覺得她宣布競選總統是件違反常態的事。他寫道，違反常態「本身就是會讓人反感，常會引起強烈的負面情緒」。

為什麼人們認為強勢的女性違反常態？原因十分簡單：性別資料缺口。以我個人為例，在我成長的過程中，我深受一個迷思影響。我相信女人就是⋯⋯不太中用。是的，我真的這麼相信。有一部分是因為媒體詮釋女性的方式（熱愛消費、只在乎小事、不理性），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女性不受重視，沒有足夠的代表性人物。我們的學校課程、新聞媒體和大眾文化中，幾乎沒有女性存在，而我和許多女孩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深信榮耀並不屬於我。沒有人告訴我，有哪些女性值得我崇拜仿效，不管是過去或當代人物。沒有人期待我成為女政治家、女權運動家、女作家、藝術家、律師，或首席執行長。人們要我崇拜的對象都是男人，是故在我腦中，權力、影響力和野心之類的詞彙，都與男子氣概畫上等號。說實話，我相信自己也曾對那些違反常態者感到厭惡。我樂於接受掌權的女人野心太強的概念──而我們都知道，野心太強的女人就是「婊子」。

一個女性妄想成為總統是一件不淑女的事，這就是令人厭惡的真相。2010年一份研究發現，男性與女性政治人物都被視為追求權力的人，但只有女性會因為追求權力而遭受批評。註1169同樣的，門多薩─丹頓主持的一項研究發現，人們會依語境評判男性與女性的「強勢」程度。註1170要是提到刻板印象為「男性」的話題，比如汽車維修、華爾街、美國總統，即使男女都說出同樣的話，人們也會認為女性太過強勢。相比之下，在「女性」的語境中，比如選擇窗簾、策劃孩子的生日派對等話題，男性就算表現強勢，大眾也會樂於接受，只會覺得這很少見；然而不管在任何情境下，女性只要表現強勢就會引人反感。強勢的女人就是霸道專橫。

兩位心理學教授蘇珊．費斯克（Susan Fiske）和米娜．希卡拉（Mina Cikara）寫道，社會之所以貶抑追求職場權力的女性，原因之一是社會認為女性的長處是溫暖親切、擅於照顧人，這是她們的社會權力，「也是讓女性放棄與男性競爭的安慰獎」。註1171女性象徵的社會權力因此在本質上與職場權力有所矛盾：要是女性希望被社會視為能幹的人，人們就不可能把她看作溫暖親切的人。

那又如何？人們討厭妳，認為妳冷如冰霜。那又怎樣？吞下去。怕熱就別進廚房，是吧？

大錯特錯。除非男人也會被人批評冷漠，這樣的說法才能成立。然而，人們不會因為男人冷漠而批評他們。前述的2010年研究不只發現人們認為女性政治人物比較冷漠，也發現男女受試者會因此燃起自以為正義的怒火，對這樣的女性表示輕蔑，感到惱怒，甚至唾棄她們。但一換成男性政治人物，結果便大不相同。牛津大學實驗心理學副教授莫莉．克羅基特（Molly Crockett）解釋為何有這樣的差異：漠不關心的女性被視為違反常規，但漠不關心的男人並非如此。她告訴我：「人們對性別的期待不同，平均而言，人們認為女性就是該比男性更有親和力，更符合社會期望。」因此，要是女性沒有符合人們所謂的「道德」標準，會帶給我們更強烈的震撼；就算完全不合邏輯，也無法改變這樣的觀點。

這些議題的性別差異如此強烈，也許你期盼早有研究者投身此領域，戳破性別資料缺口。事實不然。當我找到一篇2017年1月發表的論文，標題為〈面對排擠：人們對面容親切度與能幹度的看法，影響了社會排擠（social exclusion）的道德判斷〉時，註1172想像一下我有多興奮啊！既然蘇珊和米娜的研究已經指出，人們對女性的親切／能幹的二元看法，這篇論文想必十分有用。作者群解釋：「跨團體研究已指出，社會排擠的道德判斷，會隨人的長相而改變。」也就是說，當社會放逐或排擠某人時，該人的長相會影響人們對該人的處境是否公平的判斷。

多麼有趣的研究。不幸的是，作者群「基於測試效率，在實驗中只使用男性臉孔為例」。明明女性受社會觀點的影響最大，但這個實驗卻對她們毫無幫助。蘇珊和米娜解釋，性別是「顯著的社會類別，甚至沒有其他的因素比性別的影響更大」，因為性別的刻板印象是無意識的，而且是瞬間浮現：「一看到女性，人們就會依據脈絡聯想到一連串特定的特徵和特質」。雖說如此，至少那群作者的測試很有效率。

「倫理學文獻中幾乎無人重視性別差異，這實在太令人吃驚了，」莫莉表示。換個角度來看，也許這完全不令人意外。莫莉告訴我，道德倫理領域的研究「真心想要揭開全人類的真相」。她一提到「全人類」，我腦中立刻響起「男人是人類預設值」的警鈴。許多道德倫理界的學者都對「什麼是對的事，抱持非常平權、實用、公正的觀點」，莫莉繼續說道，而他們或許也把這些常規強行套用在「我們進行的研究上」。我腦中的警鈴響個不停，都掉到地上了。

不過她接下來說的話，多少解釋了為什麼女性明明占了這個世界一半人口，「男人才是預設值」的思考模式卻如此根深柢固。「這是人類心理的特色，」她解釋。人們傾向把個人經驗鏡射為大部分人的經驗。在社會心理學中，這種想法有時被稱為「素樸實在論」（naive realism），有時則被稱為「投射偏誤」（projection bias）。簡而言之，人們習於把自己的思考模式和行為視為通則，視為正常。以白人男性來說，這樣的偏誤因文化投射更加深植人心，更容易把自己的行為視為典型。你也可以說，確認偏誤進一步加強了投射偏誤。這也能進一步解釋，為什麼男性偏誤常穿上性別中立的外衣。要是掌握權力的人多半是男人──事實也的確如此──那些握有權力的人當然看不出來自己受到偏誤影響。對他們來說，充滿男性偏誤的想法只是常識罷了。然而所謂的「常識」，其實是性別資料缺口的產物。

以為男性偏誤就是公正、適用於全人類的常識，代表了當人們（男人）遇到有人試圖推動真正公平的遊戲規則時，他們就會把焦點全投注在那個人身上（也許這是因為他們把那個人視為偏差值）。2017年的一篇論文發現，白人男性領導者推動多元政策時會受到世人讚許，但要是推動多元政策的領導者是女性或少數民族，反而會蒙受批評。註1173其中部分原因來自提倡多元價值、鼓勵增加婦女和少數民族參與，正好提醒了白人男性這些女性／少數民族領導者的女性／少數民族身分。一連串的刻板印象再次浮現他們心中，覺得這些人是多麼霸道、強勢、冷漠⋯⋯。相反的，當少數民族和女性領導者「沒有特別強調多元價值，就能避免誘發負面的刻板印象」。最後，實證指出即使大部分女性不願承認，但她們心底其實知道一個真相：順從父權會為女性帶來短期的個人利益。只是這有一個小問題：她們能以此為自己爭取到多少時間？

上述研究指出，女領導者「強調多元價值」時會提醒人們她的性別，進而喚起內心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這也許解釋了為什麼希拉蕊說了那麼多話，桑德斯卻認為她在說的全是：「我是女人，投票給我。」事實上根據資料，真相剛好相反。線上新聞媒體《沃克斯》（Vox）的記者大衛．羅伯茲（David Roberts）分析希拉蕊言談中的字彙頻率，發現她「最常提到的字眼是勞工、工作、教育和經濟，正是那些人們指責她忽略的領域。她提到工作的次數多達600次，相比之下，她提到種族歧視、女權和墮胎的頻率，各只有數十次。」然而，美國作家蕾貝卡．索尼特（Rebecca Solnit）在《倫敦書評》（London Review of Books）中評論美國總統選舉時，表示「人們總認為希拉蕊一直在討論她的性別，事實上，明明是其他人不肯停止討論她的性別」。註1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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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大面向來說，這一切都指出民主並非公平的競技場：它歧視女性，阻礙女性當選。這是個嚴重問題，因為男性與女性民意代表絕對會為政治帶來不同的觀點。生理與心理的性別差異，都讓女性的人生體驗與男性大不相同。社會對待她們的方式與男人不同。她們的生活經驗也與男人不同，這都導向與男人相異的需求和優先考量。一個以男性為主的議會，就像一個以男性為主的產品設計團隊一樣，會因為性別資料缺口而做出不公平的決策，讓國家無法公平的對待婦女。而世上大多數的政府，大多數的成員都是男性。

2017年12月，世界各地國會的女議員人數平均約占議員總人數的23.5%，然而這數字並未揭露嚴重的地區差異：北歐國家的占比平均為41.4%，然而阿拉伯國家的國會中，女性只占了18.3%。註1175女議員人數低於10%的國家多達31國，其中有4國甚至沒有女議員。而大多數國家都無意改善男女議員不均的問題。

英國政府女性與平等委員會（Women and Equalities Committee）2017年的報告中，向政府提出了6個增加國會女議員人數的建議。註1176然而它們全遭到拒絕。註1177其中一項建議是，政府在地方與全國選舉中推動全女性候選人名單，同時將相關法令的實施期限從目前的2030年進一步延長。英國的政治制度中，每個政黨都會為每個選區舉行內部推選，依此決定大選時各選區的候選人。要是政黨希望推出一名女性候選人，在政黨內部競選時，就會推出全女性候選人名單。

英國1997年的選舉首次出現全女性候選人名單。1997年1月公布的世界各地女議員人數排名，英國、拉丁美洲的聖文森和格瑞那丁（St Vincent & the Grenadines）、安哥拉三國並列第15名；當時英國下議院的女議員只占了全體的9.5%。註1178然而，英國在同年12月登上第12名，因為5月辦了選舉。那一年，英國主要反對黨工黨首次使用全女性候選人名單。效果驚人的好。工黨的女性議員人數從37名一口氣增為101人，而全體議員的女性人數從60人增為120人。

2017年的英國大選，工黨在50%有望拿下的選區使用了全女性候選人名單；工黨最後提出的候選人名單中，多達41%為婦女。保守黨和自由民主黨都沒有使用全女性候選人名單，最後提出的名單中，婦女占比各為29%。2018年英國下議院女議員人數占了32%，在全球排名第39名，遠低於1997年。其中原因之一是其他國家已迎頭趕上，另一部分則是因為取得大多數席次的保守黨依舊沒有推行全女性候選人名單。工黨議員中女性占了43%，而保守黨議員中只有21%為女性。

顯然工黨推行全女性候選人名單，大幅增加了英國國會中的女議員比例。然而，政府拒絕將全女性候選人名單的合法期限延到2030年之後，等於英國民主政治根本打算繼續延續男性偏誤。也許他們還不明白女性政治人物參與立法會造成多大的影響。或者他們根本心知肚明。

更令人困惑的是，英國政府拒絕將全女性候選人名單制度延伸至地方選舉，因為地方政府的女性民意代表人數更是少得可憐。英國政府不斷權力下放，旨在讓權力回歸各地社群，也就是當地政府。英國每年撥給地方政府多達940億英鎊的經費，因此地方政府扮演重要角色，有權提供婦女特別需要的各種服務。然而，福西特協會於2017年委託調查的報告卻揭露，政府權力下放的結果，就是權力重回男性手中。註1179

福西特協會的報告揭露，英格蘭和威爾斯地區共有9處的地方政府官員清一色全是男性，且只有33%的地方行政首長為女性。英格蘭的地方議會中，每3名議員只有1人為女性，20年間只增加了5%。6個大型城市不久前舉行市長選舉，所有的當選人都是男性；其中利物浦的市長選舉中，所有的主要政黨都提出男性候選人。而在權力下放的地區，只有12%的政府官員為女性。

可惜的是，我們只有福西特協會的數據，沒有其他證據，因為政府並沒有搜集相關資料。要是連福西特協會也不再進行調查，那麼我們根本無法監督。然而，政府之所以拒絕將女性候選人名單制度延伸至地方議會或市長選舉，竟然正是因為該制度的成效「尚未完全建立證據基礎」。註1180事實上，就連女性與平等委員會提出的建議中最基本的一點，也就是強制政黨搜集候選人多元性程度的資料並公布於世，也遭到政府拒絕，而政府的理由是「這會增加規範章程的負擔」。看到這種情況，任何希望英國民主掙脫男性偏見的人恐怕只能失望了。

女性與平等委員會在報告中提出的6項建議，有3項都是實施配額制，它們會遭到拒絕其實一點也不令人意外：英國政府傳統向來反對配額制，認為這種制度反民主。然而世界各地的證據都顯示，實施性別配額制其實不會讓政壇被一大群無能婦女占據，不會引發可怕的後果。註1181事實上，就像倫敦政經學院對工作配額制的研究一樣，探討政治配額制的許多研究都發現，性別配額制只會「在整體上提高政治人物的資格標準」。既然如此，性別配額制只是矯正了隱藏的男性偏誤，真正反民主的其實是現行制度。

配額制的形式，隨一國的選舉制度而變。英國共有650個選區，每區可推出1名議員。這名議員的人選由「簡單多數制」（first past the post）決定，也就是說得票最多的人就能進入國會。每個政黨在單一選區都只提出1名候選人，因此在簡單多數制下，確實能矯正男性偏誤的唯一辦法就是提出全女性候選人名單。

瑞典則使用政黨名單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在此架構下，每個選區都有一組議員，當選者由比例代表制決定。選舉前每個政黨在每個選區都提供一組候選人名單，依照優先順序排列。投票後一黨獲得的票數愈高，名單中就有愈多候選人當選，得以代表此選區。排在名單愈後面的候選人，贏得席次的機率愈低。

1971年時，瑞典國會中只有14%的議員是女性。註1182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簡稱社民黨）決定降低如此顯著的性別差異，首先於1972年建議候選人名單應包括「更多女性」。註1183到了1978年，社民黨進一步建議，候選人名單應該反映女性黨員的比例，而在1987年甚至訂下女性候選人數不該低於40%的目標。然而，這些方法都無法顯著增加女性議員當選的比例：就算政黨的候選人名單中女性多達一半，但要是都被排在名單後半部，那麼她們贏得席次的機率當然很低。

於是，社民黨在1993年首次推行所謂的「拉鍊式」（zipper）配額制。政黨必須提出2份名單，分別是男女候選人名單。接著「拉鍊」式的結合這2份名單，形成男女交替排列的最終名單。隔年選舉的結果是，女性人數躍升8%註1184，從此之後，瑞典女議員比例從未低於40%。註1185不幸的是，由於近年不願實施性別配額制的右派勢力增強，因此瑞典國會的女性比例如今呈下降趨勢。

以此和南韓相比就能證明有時看似性別中立的制度（比如選舉系統），其實深刻影響了女性代表度的高低。南韓使用混合式選舉制度（mixed electoral system），國會中約莫有18%的席次由比例代表制決定註1186，其餘則和英國議會一樣，各選區經由簡單多數制選出1名代表，也就是單一選區制。這2種制度都有女性配額。

2004年的選舉中，比例代表制的女性配額由30%增加為50%，南韓國會的女性民意代表人數一口氣加倍。這聽來是驚人的成果，但在此之前南韓女議員人數很少。因為在比例代表制的席次上，各政黨的配額比例雖然多半符合標準，但單一選區制的狀況大不相同。儘管照理來說，30%的候選人應為女性，但在近年的選舉中，新世界黨的單一選區代表名單中，女性候選人只占了7%，民主統合黨的名單中，女性只占了10%。要是民主統合黨和新世界黨都能落實比例代表制和單一選區制的配額要求，那麼南韓國會的女議員人數本該占33.6%。然而，目前女議員的比例為15.7%。

為什麼兩種制度都實施配額制，卻會造成如此懸殊的結果？因為簡單多數制和單一選區制都是零和賽局（zero-sum game）。註1187贏家得到一切。雖然從大處來看，在這種體制下推動全女性候選人名單是改善不公平制度的合理辦法，但從小處而言，當然會有人感到不公平──特別是當某名男士因此失去競選權利之時。

英國工黨黨員彼得．傑普森（Peter Jepson）和羅傑．迪亞斯─艾略特（Roger Dyas-Elliott）就是被剔除的人。這兩人在1996年控訴工黨，宣稱全女性候選人名單違反了1975年的《性別歧視法案》。我們已經知道看不見的正面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對男性有利，可以想見他們的抗議並不符合《性別歧視法案》的初衷。然而，傑普森和迪亞斯─艾略特卻打贏了這場官司。全女性候選人名單被視為違反法令好一陣子，直到工黨執政後，在2002年的法案中准許實行全女性候選人名單，將合法效期訂為2015年。在2008年，工黨當時的副黨魁荷莉葉．哈曼（Harriet Harman）宣布將此法案效期延至2030年。註1188與此同時，最近一則關於迪亞斯─艾略特的消息是，由於他寄了一隻死鳥屍體給對手議員的妻子，被法院判了禁制令。註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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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眼世界各地，女性政治人物能見度較高的國家通常都使用比例代表制。註1190知道了這一點，再加上南韓和瑞典的前例，也許英國的女性與平等委員會不該一開始就建議推行配額制。要是他們真心期待國會有多一點的女議員，也許他們該要求的是全面改革選舉制度。然而，增加女議員人數只是這場抗爭的前半段而已；要是女性當選後卻無法在國會有效發揮影響力，那麼我們就只成功了一半。事實是，她們的確在國會遇到種種困難。

研究弱勢國家（fragile states）領域的專家克萊兒．卡斯第葉荷（Clare Castillejo）寫道，由於女性遭到由男性主宰的人脈網絡排擠，女性政治人物對政府的影響力受到限制。註1191女性也許能參加正式座談會，但要是男人退到密室裡，私下建立利益交換網絡──克萊兒指出，發生爭執後，最容易發生這種情況註1192──在「女性無法涉足的非正式場合」進行真正的討論時，女性就無法發揮影響力。註1193

男人將女性排除在決策過程之外的情況實在屢見不鮮。充滿男性偏見的體制排擠帶有女性生活經驗與觀點的性別資料時，這也是十分有效的手段，不過最有效的當然是直接在選舉時就淘汰女性。2011年有份以美國議員為對象的調查，發現多達40%的女性不同意下列說法：「我所屬議會的議長在做出重大決定時，向女性徵詢意見的機率和男性相同。」有趣的是，不同意的男性只有17%。註1194同樣的，英國2017年一份地方政府報告指出，「地方政府中非正式的人脈網絡才是真正的權力中心」，而且女性「難以加入」。註1195

然而事實上，男性政治人物就算不躲到只有男人的安全空間，還是能用其他辦法排擠女性。即使男女齊聚一堂，男人也能透過各種手段打壓女同事，而且他們也確實這麼做了。其一是打斷發言：一份2015年的研究指出，男性打斷女性說話的次數，比女性打斷男性的次數多2倍，結論就是，「女性發言被打斷的機率遠比男人高」。註1196美國2016年總統大選前夕，一場90分鐘的電視辯論會上，川普打斷希拉蕊51次，而希拉蕊只打斷川普17次。註1197不過，熱愛打斷女性發言的可不只有川普。記者邁特．勞爾（Matt Lauer）打斷希拉蕊的次數，高過他打斷川普的次數。附帶一提，後來勞爾因為數項性侵指控而丟了工作。註1198雖然研究發現這場選舉中，希拉蕊是最誠實的競選人註1199，但勞爾「質疑希拉蕊的次數較為頻繁」註1200。

男性排擠女性的另一個手段，是擺出高人一等的架勢。其中一個惡名昭彰的例子，就是英國首相大衛．卡麥隆（David Cameron）在2011年對工黨議員安潔拉．伊格爾（Angela Eagle）說的名句：「親愛的，冷靜點。」註1201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Union）在2016年調查全球議會的性別歧視及女性遇到的暴力與騷擾，歐盟議會的一名議員表示：「要是議會中有女性發言太大聲，就會有人『噓』她，把手指放在唇間，就像大人對小孩做的那樣。但要是男性講話太大聲，絕沒有人會這麼做。」註1202一名女性則表示：「老是有人問我我想說的事真的那麼重要嗎，質疑我是否真有必要發言，就連和我同黨的男同事也這麼問。」還有些人會使出更無恥的手段。阿富汗議員法齊婭．古菲（Fawzia Koofi）告訴《衛報》，男議員會以威脅迫使女議員噤聲，要是不管用的話，「主席就乾脆關掉我們的麥克風」。註1203

這讓我們注意到，當國會由某人決定發言時間長短，而且那人通常是男性時，情況對女性有多麼不利。一名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議員（此報告為了確保發言者匿名，並未明列國家名稱）告訴議會聯盟，議會主席向一名女同事施壓，要和她發生性關係。女同事拒絕後，主席「再也不給她機會在國會發言」。然而，就算沒有求愛遭拒，主席還是會阻止女議員發聲。一名來自亞洲的女議員表示：「我剛加入國會時，議事規範總是提及男性的發言，而且平時男議員總是優先獲得發言權。」

議會聯盟報告做出結論，性別歧視與針對女性政治家的騷擾與暴力，是一種「跨越國界的現象，存在於每個國家，只是程度有別」。報告發現，多達66%的女議員經常遇到男同事向她們發表厭女言論，從貶抑（「妳比較適合去演情色片」）到威脅（「她得被強暴過，才會知道外國人都在做什麼」）都有。

政治辱罵（Political abuse）是明顯針對性別的現象。註1204美國2016年民主黨初選期間，希拉蕊在推特上收到的侮辱性發文，幾乎是桑德斯的2倍。最常用來稱呼她的字眼是「婊子」。婊子也是推特發文中最常用來批評澳洲前總理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的字眼。她在2010~2014年間收到的侮辱訊息，是政治對手凱文．陸德（Kevin Rudd）的2倍。一名歐盟議員告訴議會聯盟，她曾於4天內在推特上收到超過500則強暴威脅。註1205另一名女性則收到威脅她兒子人身安全的訊息，對方傳給她「他的年紀、上的學校、班級⋯⋯等等資訊，威脅要綁架他」。

然而，有時這可不只是威脅。接受議會聯盟訪談的女議員中，每5人就有1名表示「曾經遭遇1次以上的性暴力行為」，且有多達1/3表示她們見過女同事遭受性暴力。阿富汗2010年選舉期間，幾乎所有的女性候選人都接過威脅電話，註1206有些女議員必須仰賴全天候的保護。註1207阿富汗女議員法齊婭在2014年告訴《衛報》：「我幾乎每天都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註12081年後，她有名女同事死於汽車炸彈事件──這是3個月內阿富汗第二起女性政治人物被攻擊的案例。註1209

隨著女性政治人物增加，反女性的暴力事件也更加頻繁發生。世界各地（包括神聖的斯堪地那維亞）的研究都指出，當女性民意代表人數增加，人們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敵意也更加強烈。註1210而且敵意常來自她們的男同事。美國與紐西蘭的數份研究註1211都發現，「一旦女性民意代表人數大幅增加，在委員會聽證會及議員辯論時，男議員就會發表更具攻擊性與控制欲的言論」。另一份研究則發現，美國國會的女議員比例增加時（別忘了，美國國會只有19.4%的女議員註1212），女性在黨內爭取領導地位的難度就更高。註1213美國及阿根廷則有研究註1214進一步揭露，女議員人數增加，「可能造成女性推動法案的成功率下降，同時她們也更難加入『男性化』且『位高權重』的委員會」。註1215同樣的，美國的分析報告也注意到，要是人權議題被包裝為女權議題，男性政治人物支持法案的機率就會降低；要是一項權利法案的主要倡議者是女性，就容易被敷衍對待，各州政府也比較不願意投入資源。註1216看來所謂的民主早已支離破碎，至少女性被排除在外。

女議員隨時處於激烈的心理戰爭中，工作表現自然也會受到影響。許多女性都告訴議會聯盟，她們的行動受到限制，必須在天黑前回家，或者必須有人同行才能獲准出差。註1217其他女性則會自我審查，刻意迴避女性議題註1218（此舉容易激起最猛烈的敵意）。註1219有些女性甚至完全放棄在社群媒體發聲，然而這讓她們「喪失傳達理想、辯論意見的舞台」。

還有人乾脆舉手投降。亞洲和拉丁美洲施加於女性政治人物的暴力，降低了婦女再次競選的意願；她們的任期比男性政治人物短，通常幾個會期後就離開。註1220「我不知道下次選舉時，我會不會參選，」一名亞洲議員向議會聯盟表示，「我必須為家人著想，減少他們受到的傷害。」註1221與此同時，瑞典地方政府中1/3的女性政治人物表示，「因為遭受威脅，而考慮放棄職位」。註1222

女性政治人物所面對的種種欺凌，讓愈來愈多的女性一開始就不願從政。一項培養未來女性領導人的英國計畫中，多達75%的女性表示，網路上對女性政治人物的性別歧視，「是讓她們猶豫要不要從政的考量之一」。註1223在澳洲，18~21歲之間的年輕女性有多達60%表示，媒體對待女性政治人物的方式讓她們不想參與競選，且多達80%的31歲以上女性都這麼說。註1224奈及利亞2011~2015年間當選國會議員的女性政治人物「明顯減少」，而美國民間組織國家民主研究機構（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發現，這可能是「女性官員遭遇的暴力與侵犯」所造成。註1225我們已經知道，女性代表一旦減少，性別資料缺口就會隨之擴大，而滿足女性需求的法案也比較難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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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據夠清楚了：現今的政治運作方式對女性並不友善。也就是說就技術而言，這是一個男女共享的競技場，但事實上女性處於弱勢，在比較不利的情況下與男性競爭。這就是建立政治架構時沒有考量性別差異的結果。

雪柔．桑德柏格在著作《挺身而進》中略述自己如何在充滿敵意的工作環境中生存，而她的建議是女人應該鼓起勇氣，奮勇直前。當然這是種解決辦法。雖然我並非女政治家，但身為一名女性公眾人物，我也受過各種威脅，也必須面對他人的侮辱。雖然我要說的話可能不太中聽，但我還是得說，我們這些不畏風雨打擊的婦女必須擔起重責大任。我們收到的那些威脅，全出自恐懼的心理。事實上，這是一種性別資料缺口引起的恐懼：有些男人在充滿男性聲音與男性臉孔的文化中長大，害怕女性會奪走本該屬於他們的權力與公共空間。我們必須填補文化的性別資料缺口，讓男性在成長過程中再也不把公共領域視為男人專屬，不然就無法消除這樣的恐懼。因此，我們這一代的女性必須奮力撐過這些嚴酷考驗，好讓下一代的女性不用再面對這些不平等待遇。

不過，這並不是說沒有結構性的解決辦法。舉例來說，女性在發言時常被打斷。一篇報告分析了最高法院長達15年的答辯紀錄，發現「男性打斷他人發言的次數多於女性，而且男性打斷女性發言的次數，超過打斷其他男性發言的次數」。註1226儘管法官發言時，律師都該保持沉默，但不管是男律師還是男法官都經常打斷女性發言，相比之下女律師很少會打斷他人。而在政治領域，隨著愈來愈多女性加入國會，打斷女性發言的情況也更加嚴重。

個人主義式的解決辦法，也許是叫女性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註1227要她們訓練自己的「禮貌式插嘴」註1228技巧。但這看似兩性通用的處理方式有個問題，那就是它造成的結果並非完全相同，沒有性別差異：人們面對女性插嘴或男性插嘴的反應大不相同。2017年6月，美國參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質詢講話模稜兩可的司法部長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一些嚴肅議題。當他多次試圖搪塞過去，她打斷了他，迫使他正面回應。接著在另一次會議中，她被資深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打斷，而且他指責她的質詢方式不當。註1229相比之下，她的同事榮．懷登（Ron Wyden）的質詢方式是出了名的死纏爛打，然而麥凱恩卻從未因此告誡懷登。賀錦麗被貼上「歇斯底里」的標籤，其他人卻安然無事。註1230

問題不是女性太有禮貌。問題的核心是，她們知道（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所謂的「禮貌式插嘴」根本不適用於女性。因此，告訴女人應該效法男人的方式──好像男性舉止是性別中立的人類預設值──於事無補，事實上還會為她們造成阻礙。我們該做的是，要求政治與工作環境面對現實，承認男人就是比女人更常在別人發言時插嘴，然而要是女人以相同方式回擊，她們就會因此備受批評。

揮別不平等的過時習慣，成了現代職場的新趨勢：向古板的階級制度說再見，擁抱扁平化組織結構。然而消除正式階級制度的同時，並不代表體制內的階級真的就此消失。不平等的階級只是變得不能言明，隱而不顯。最上層依舊被白人男性占據，我們其他人只能在剩下的狹窄空間裡你爭我奪，為了小小的生存空間較勁。女性領導力訓練師蓋娜．威廉斯（Gayna Williams）解釋，「人人都知道」腦力激盪之類的團體討論一向「容不下多元意見」，因為握有主導權的那些聲音仍舊主導一切。註1231

然而只要推動一些簡單的調整措施，比如監督插嘴狀況註1232，正式分配每個人的發言時間，都已有證據指出能削弱辯論方向被男性操控的狀況。事實上，FX電視劇《光頭神探》（The Shield）製片葛蘭．馬札拉（Glen Mazarra）注意到在編劇室裡女編劇鮮少發言，或者一發言就被其他人打斷，甚至被他人搶走點子。此時，他就用以下方式改善。他明立規則，不管編劇是男是女，當他們在發表自己的想法時，任何人都不准打斷。這個辦法奏效了──而且他說，「這讓整個團隊運作起來更有效率」。註1233

要是我們野心更大，那麼就試著改變整個管理架構吧：告別多數最大，迎向全體同意的決策方式。這已經證明能讓女性更常發言，改善她們的弱勢地位。註1234美國2012年的一篇研究發現，女性只有在成為「團體中的明顯多數」時，發言度才會與男性不相上下，註1235要是她們是一個團體的少數時，發言度會降低。有趣的是，不管男性在團體中占多數還是屈居少數，都不會影響他們的發言率。

有些國家試圖立法禁止以更加極端的手段阻止女性發聲與掌握權力。玻利維亞自2012年起，就將阻止女性當選或擔任公務官員的政治暴力列為刑事犯罪；在2016年更通過法案，禁止曾有暴力傷害女性紀錄者參與政治選舉或擔任官員。

儘管如此，大多數的國家依舊假裝女性政治人物並非處於結構性的不利地位，不願做出任何改變。雖然大多數國家議會都有行為規範準則，但通常只在乎維持性別中立的「禮節」。大部分國家都沒有處理性騷擾的正式程序，一旦發生騷擾情事，通常由當權者（多半是男性）決定性別歧視是否真的不符禮節，違反了明定的規則。然而，他們常常不這麼認為。一名女議員向議會聯盟表示，當一名男同事對她說出性別歧視的侮辱言詞，她提出秩序問題註1236，卻遭到主席駁回。主席告訴她：「我無法控制另一名議員怎麼看待妳。」

過去英國地方政府有針對性別的行為規範，且由完全獨立的組織監督，他們有權要求違紀議員停權。然而，2010年聯合政府的「繁文縟節挑戰計畫」（Red Tape Challenge）取消了這項措施，現在各地政府自行決定行為規範的內容和懲罰辦法。英國政府對議會行為規範只有一個非常含糊的建議，那就是推崇「行為的高標準」，但完全沒有提到消除歧視。註1237要是地方議員行為不檢但不構成刑事案件，地方政府也沒有任何加以停權的機制。註1238

福西特協會在2017年發表地方政府的報告時指出，「部分地方政府充斥有害的性別歧視文化，簡直讓我們以為重回1970年代；當時人人都容忍性別歧視存在，甚至視其為政治生活的一環」，每10名女議員中，就有4名表示其他議員曾對她們說出性別歧視的言論。註1239老實說，這樣的結論一點也不令人意外。有名女議員形容，「這是一種貶抑年輕女性、刻意忽視女性付出的文化」，還有男議員把一個婦女團體稱作「老婆俱樂部」；甚至就連與資深議長會面的晚宴，也「被說成讓『老婆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好機會」。然而，當女議員和其他女同事出言駁斥這些言論，卻被批評「太過凶悍」，還「幫她們取各種充滿貶低意味、性別歧視的暱稱」。她發電郵、問問題時，沒人理會；要開會時，沒人通知她；當她在會議中發言，「沒人歡迎她說話，只是勉強忍耐」。在社群媒體上，和她同黨的同事居然要她「跑遠一點，小姑娘，別打擾我們大人工作」。

在這裡，我們要特別注意2個要點。第一是，當你排擠占世界一半的人口，不讓她們加入政府體系，你就在創造一個性別資料缺口，而且是位在頂端的缺口。我們必須了解，以政府來說，「最佳人選」並不等同於「那些有錢有閒的人，他們只是因為上了好學校和好大學就自信滿滿，但那並不是憑實力賺得的自信」。對政府來說，最佳人選是能對所有人做出貢獻的人，能團隊合作的人。在此脈絡下，「最佳人選」的定義就是多元化。目前為止，本書所說的一切都在告訴我們，女性的觀點非常重要。從女性的一生所累積而成的資料彌足珍貴，而政府核心都需要這份資料。

這引導我們走向第二個重點：我們目前握有的資料明確指出，政治絕非一個兩性平等的競技場。政治架構本身的偏頗讓男性當選的機會大增，也就是說，政治架構進一步讓世界各地領導人的性別資料缺口更加嚴重，讓占世界一半人口的女性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承擔更可怕的後果。我們必須睜開眼精，正視讓男人得勢的正向偏見。我們得停止假裝理論上、法律上的機會平等，真的能讓每個人都獲得平等的機會。而且，我們必須推動以實證為基礎的選舉制度，確保國會議員來自多元化的背景，他們才有資格決定那些治理我們所有人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