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存在根本的缺陷。尽管这样的说法对 一些人来说显得越来越浮夸，这个制度却无需摒弃或重建。
由于世界经济在2008年遭全球金融危机猛力冲击，人们在事后 深思其导因以及该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则是不足为怪的。各界在灾难后有一定的反思，是自然而能够理解的。
然而，我们不该反应过度。当一件事情刚发生时，人们总是过 度地重视它，特别是当事情让他们感到震惊或十分忧虑的时候。2008年的危机正是一个例子。为此摒弃资本主义制度，或者提议从此对自由市场采取严格的控制措施，都是一些错误，甚至是危险的结论。这么做等同于玉石倶焚。
资本主义的反复无常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卡尔•马克思的时 代便有详尽的记录。考虑到商业周期的本质，我们能接受资本主义产能过剩的趋势，因为其中的利益远大于成本。另一个选择是约束性的措施。社会主义体系已在过去的一个世纪猛然发现这一点，而
社会民主主义体系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相同的领悟。
我们在2008年所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明显偏离我们之 前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当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失衡的情况不断加重。美国受到重挫，而全球经济的互联性也让欧洲和亚洲受波及。但美国已从挫折中回弹，世界经济也随后复苏。此次危机暴露了欧洲潜在的问题，它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复原。这些问题涉及欧洲货币联盟和社会支出，与资本主义无关。长远而言，资本主义制度对世界更好，并会让它的增长加快许多。这是因为历史己清楚地证明，无论在哪一种社会，自由市场都是组织生产性力量的最有效方式。
促使美国陷入更深、更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 也与市场无关，而是公共债务积累的问题。政府债务多年来得以不断增加，导致人们在危机后对市场失去信心。这种对公共债务和开支的疏忽，甚至是漫不经心的态度，是政治领导而非自由市场的失败。
“大到不能倒”的效应，是人们对我们所认识的资本主义制度的 另一个批评。大企业尤其是银行，是否真的能仗着政府害怕它们倒闭殃及国家经济的心理而屹立不倒？批评者指出这将引发道德风险——这些大企业知道自己就算失败，也会由纳税人来承担后果，而成功则会带来巨大的利润。这将诱使它们去冒不该冒的风险。
虽然这样的批评有些道理，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已显示，没有 企业是大到不能倒的。雷曼兄弟当时虽贵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也走到破产的境地。个人存款虽得到联邦存款保险的保护，但并没有全面确保所有银行将能获救。
一个在金融体系中扮演更重要角色、规模更大的银行，是否也 会让它关闭呢？假如陷入危机的不是雷曼兄弟，而是花旗银行呢？
我不相信有任何银行，包括花旗银行，可以拿着政府的空头支票任 意冒险。像花旗这样的银行能否得到政府的帮助，就得看它闯下的祸有多大、其他银行是否处于良好状态，以及当时的政治气候。银行得救与否，还得靠天时地利人和。这其中的不确定性足以使银行经理在大多数情况下负责任地行事。
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无需扮演任何角色。一些企业领导不时地还 是会受贪婪之心驱使，尝试让制度偏向自己的利益。政府所面对的挑战，就是查出和采取果断行动杜绝这样的事情。它的角色是尽可能地让竞争环境公平，确保自由竞争同时也是公平竞争。伦敦银行同业拆借利率遭交易员操纵的丑闻是发生在近期的一个例子。事件涉及银行试图操控利率，影响了银行体系的诚信，损害了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巴克莱银行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被迫辞职，而该银行也在美国和英国被罚款数亿美元。此事清楚地显示，政府和监管部门绝不能放松警惕，或以为企业高管会在无人监管及面对丰厚利润的情况下坚守职业道德。
许多政府自2008年金融危机后也在检讨商业和投资银行业务的 调控措施。关于这个问题，我原则上同意美国联邦储备局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看法。他在金融和银行事务上经验丰富且深具洞察力，他的看法是：如果我们将一般的商业银行业务同一些较具投机性和风险较高的投资银行业务分隔开来，整体的银行体系也就更安全。这后来被称为“沃尔克法则”。但实际上，要落实这样的法则非常困难。银行大概会将业务迁移到其他国家，而资金就会从实行“沃尔克法则”的国家流向没有落实此法则的国家。拿英国来说，由于整个国家十分依赖伦敦这个金融中心，因此不希望过于管制银行业。其他国家会希望自己的竞争力不如英国吗？我想不会。
然而，若要稳定整个经济体系，政府的介入将是可取和可行 的。美国人尝试向经济体系注入流动资金，以缓和经济衰退的压力，这基本上就是印制更多美钞。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向来是对抗经济衰退的标准方案，虽然此次也有更多非常规的措施出台，但美国最近一次增加货币发行量的规模也是历史上罕见的。
然而，并非人人都赞同这样的做法。那些支持奥地利经济学家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观点的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政策无法让经济体系去掉多余的油脂，并延长了无能的企业和工业的寿命，最终只不过是让问题拖延下去。他们说，经济体系的自然调整始终是要发生的，而尝试用量化宽松政策去阻挡它，最多只是拖慢了必要的调整过程，最糟的是让低效率成为制度性缺陷，使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在未来引发更严重的衰退。
两害相权取其轻，我相信政府采取支持性政策——无论是货币 政策还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一来应对危机，比什么都不做来得好。许多国家就尝试根据哈耶克的主张，在大萧条时期基本上是袖手旁观，结果为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今，全球贸易体系已高度一体化，而全球面临紧缩的风险，加上无一幸免的连锁效应，对大家来说都是极为可怕的前景。因此，没有人希望看到美国经历硬着陆。
美国能够推行量化宽松政策，是因为美元也是世界的储备货 币，所以美国人能在没有太多不良后果的情况下长时间让财政陷入赤字。倘若其他国家也这么做，它们就会面临资金外流和汇率崩溃的危险。美国人所付出的代价不高，是因为他们能把一般国家所需承担的代价部分转嫁给全世界其他国家。由于其他人更愿意持有美元现金储备和资产，因此美国人能以更优惠的利率获得贷款。这是作为储备货币的优点。
英国人也曾经享有同样的好处，因为英镑过去是国际贸易中主 要的结算货币。如今，他们已失去了这样的地位。美国人或许有一天也会失去这种地位。这对我而言难以想象，却是有可能发生的。目前，仍没有一种货币能取代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欧元还深陷危机，而人民币也还未能取代美元。
我不相信中国人有心要取代美国人。他们有更多的考量。若 要开放资本市场，就得让资金自由流动。这么一来，国内经济可能会因资金突然大量涌入或流出而变得不稳定。美国的体系已有一定的成熟性，能够抵挡这样的压力。但我不确定中国人是否要冒这个险。他们有必要这么做吗？就算人民币不是储备货币，他们也发展得很好。其中的优势不足以让他们冒这个险。如果我是他们，我是不会这么做的。
法国经济学家雅克•吕夫因看到了以美元主导的制度的不公 平，而提倡恢复金本位制。对此，美国人不愿妥协，并表示：“你要么就接受我们的美元制，要么就不接受，随你去。”由于美国仍是最强大的经济体，因此大家都肯接受。在可预见的未来保证现有安排能够持续，这也将为国际贸易体系注入稳定性和确定性。即便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领袖共同协议作出改变——而这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问号。因此，储备货币若有任何更动，至少在短时间内也必定造成混乱。
目前，全球经济在短期面对的较大威胁，是自由贸易受到压制 的危险。我们只要受到保护主义的一波打击，就会陷入经济增长放缓的局面。我们不应忘记，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正是因一些国家倾向孤立主义而加剧的。比方说，如果美国的政治人物基于选举考量，决定向售价低于成本的中国货征收抑制性关税，必定引来某种形式的反击。你一旦走上这条路，其他如欧洲和日本的贸易伙伴迟早也会卷入其中，而必须考虑实行类似的措施。如此一来，整个贸易体系又再往下陷几级，整个世界的情况将因此变得更糟。在许多情况下，贫穷国家所承受的打击是最大的。由于它们从较低的基点开始，因此从贸易中所获得的好处也相对多得多。
我们应该朝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向迈进。只要国与国之间能达成 协议，其中的交易将惠及签署协定的各方。多哈回合贸易谈判若能取得成功，将对新加坡在内的所有国家有极大的好处。不幸的是，各方在经历了超过10年的谈判后，仍旧不见成果，而农业补贴是最大的绊脚石。这里缺乏让谈判成功而作出必要让步的政治决心。离岸外包严重打击了一些美国工人的生计，因此美国政治人物难以说服这些工人进一步的调整是有好处的。当然，美国企业如果不把业务外包，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和日本人也会这么做，从而使美国人处于劣势。
目前，多数国家正忙着争取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这是可 以理解的。它纵然是“二等奖”，也还是“奖”。新加坡至今已签署了 19项区域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签署对象包括美国、中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主要经济体。结果证明，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在多哈回合贸易谈判陷入僵局之际，推动了贸易自由化。我们的策略取得了成效。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另一项高标准 的贸易协定，也是令人乐见的发展。倘若目前正在谈判的12个国家能郑重承诺开放内部市场，协定将能让贸易往来更上一层楼，加大数以万计的企业以及几亿消费者所享有的好处。有了美国的加入，这项协定必定对所有参与国具有价值。
问：对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发生的一切，您承认那是资本 主义制度运作不可避免的一部分。这么说准确吗？
答：这是美国资本主义体系运作的一部分。欧洲资本主义体 系则有别于此，因为他们更注重社会经济发展，也就是拥有更多的社会保障而整体上的活力较少。英国人享有免费的医疗保健服务。它们当中情况最好的是德国，但就连德国也在保健和失业福利等方面承受相当大的负担。我不认为欧洲人会比美国人具竞争力。所以，体系有时过了头，出了事，然后又复苏了。另一种情况是，它不会过头，但缺乏那种竞争优势。
问：但如今有经济学家提出了有关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问 题。有些人发觉，商业周期正在缩短，而经济衰退也不断加深。这有可能显示整个制度需要根本的改革。美国经济在2007年之后的五年都没有完全复苏，使之成为近期历时最久的一次衰退。
答：我无法说美国该对其体系做些什么。但我不相信大部分 的美国人会支持拥有像英国人那样的福利社会。那就是另一种选择。你这个人碌碌无为，但我给你房子、给你免费的医疗服务，还让你只付很少的学费，就能够上大学。英国人并没有因此取得什么耀眼的成就。但他们如今已骑虎难下。
问：鉴于美元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世界的储备货币，其地 位不受人民币影响而动摇，新加坡在外汇储备投资方面，应有什么策略？
答：我会保留美元储备。倘若全球对资源的需求居高，我也 会持一些澳元储备。只要中国需要大量的铁、煤和其他资源来驱动经济，就会推高澳元，因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a还有哪些国家拥有中国需要的资源呢？巴西是黄豆的主要生产国，而中国人对黄豆的需求高得必须从巴西进口。由于巴西不是太平洋沿岸国，因而选择通过哥伦比亚，而不是巴拿马运河向中国输出黄豆。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国会是全球最大的资源消费者，因为它正在发展。中国人口庞大，但人均收入还是很低。它不具备所有的资源，因此必须购买一些。它在新疆和西藏有大片闲置的土地，但大部分都是不毛之地。
问：来谈一谈一个国家该如何调控资金的流入和流出：■,您对 此有什么看法？
答：身为一个小国，当然是条规越少越好。与此同时，我们 必须有大量的储备，以防范像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对我们的货币展开攻击。他并未这么做，但这可能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储备雄厚，他未必经得起这一仗。
问：更自由的体系为何会对一个小国更加有利？身为小国，
我们难道没有被大量流入的资金淹没的危险吗？
答：大量资金流入不会令我们措手不及。有人对我们的公司 和新建设作出投资，是对我们有信心的一种表现。
问：那资产泡沫的风险呢？
答：他们若失了分寸，也会吃亏的。尤其是当他们购买房地 产不是为了自己居住，而是为了获得资本收益的时候。
问：所以您的意思是这将会有自动调节的机制？
答：长远而言可以这么说。但这其中可能也有小故障。
问：从政治角度来说，这在短期内不会使情况很不稳定吗？
答：我们要么就走向世界，要么就把自己孤立起来。我们不 是中国，中国有庞大的国内基地，有能力保持孤立。我们不能。我们在丨965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是500美元，而今天已达到约5.2万美元。如果我们当初没有打开国门，就无法在50年内取得这样的成就。假如我们不与世界经济接轨，我们的经济就会萎缩。
问：说到马来西亚的情况，时任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实施资金管制措施。当时，
这个决定备受争议，但如今有学者在回顾此事时，表示 这可能是稳定经济体系的必要之举。
答：我不想就马来西亚人是否做了正确的决定与他们陷入争 论。我们让金融体系保持开放，管理浮动汇率也维持不变，并从中受益。每个国家得根据自己的情况判断，让资金和投资自由进出国门是否是好事。对一些金融和银行体系还不太成熟的国家来说，这可能造成问题。但就新加坡的情况来说，我们相信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中国考虑到其金融体系尚未健全，认为让资金自由流动为时尚早，因为它相信这会让国内经济不稳定。虽然中国的发展良好，但它得在长期内为追求稳定付出代价，而这就无法让经济潜能得到充分发挥，因为你一旦把资本市场关闭起来，让资金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才可进出，你就抑制了经济活动，使投资流入变得更少。
问：有人担心热钱流入房地产市场可能导致新加坡人买不起 房子。
答：我们要么就打开门户，要么就闭关自守。谁能知道外国 人买的房地产在5到10年后是价格过高还是过低？我们让市场决定。他们是因为相信这是个安全的避风港，而往这边投资，但其中也有风险。若发生什么事，房价就会下跌。房地产流动性较低，不能说买就买，说卖就卖。银行里的钱流动性高，你在电脑键盘上按几下，就
能指示银行：“把我的钱转换成英镑或欧元。”但房地产 可不能这样。不管怎样，我们已立下规定，非公民必须事先获得批准，才能购置有地房产。我们也向在新加坡置产的非公民征收更高的额外买方印花税。
问：曾经有这样的言论，指房价的上涨幅度不宜比薪金的增 幅高太多，否则一般工人将买不起房子。倘若市场是以国内人口为主，这就能成立。但当您把房地产市场开放给外国人，您就等于让房价和薪金脱钓，而前者有可能会比后者上涨得多许多。这岂不是有危险？
答：但新加坡人也从他们的房地产套取很大的利益。他们若 相信自己的房地产标价过高，而价格最终会下跌，他们有套现的选择。你可以把房子卖了，暂时租房，等房价下跌。如果你相信房价会上涨，那你就保留你的房子。说到底，这取决于人们对一个国家或其政治体系的信心。
问：但您只能是在拥有房地产的情况下才能把它卖了套现。 本地的首次拥屋者没有这样的选择。
答：没有房地产的新加坡人若符合建屋发展局所设定的条 件，就能以津贴价格购买政府组屋。
来来来
世界经济的重心已明确地从大西洋转向了太平洋。如今，后者 是世界最大贸易网络的所在地。在不久以前，阿道夫•希特勒领导的德国，曾在政治和工业方面引领世界，然而德国人战败了，美国人在此后的数十年取得了超群的地位。三十年后，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大概会是中国。一体化的欧洲或许会是第二大经济体，但非一体化的欧洲就只是27个无法掌握各自命运的经济体。届时，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强国的决定将是最重要的。全世界会密切关注它们的一举一动，因为它们的任何动作都会造成广泛而长远的影响。
太平洋以西的亚洲地区虽会维持强劲增长，却还需数十年的时 间才能赶上美国的消费水平。这有其文化因素。中国人经历了天灾、战乱以及剧烈动荡的生活，而一个人或一家人必须自力更生，靠在顺境时所省下的一切赖以生存。要说服他们大量消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新加坡累积大量储备金的做法，也体现了未雨绸缪的文化亲和心态。
尽管如此，即便亚洲人继续将相对大部分的收入留给下一代， 亚洲仍然会是带动全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主要引擎。我们应该会看到股市起落日益更多地受中国、印度、日本和韩国所影响，而更少地受欧美的诸如央行的宣布，或它们发布的经济数据所影响。正在增长的国内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它也被广泛认为是协助亚洲从2008年和2009年的衰退中迅速复苏的主要动力，并预示了未来的事态发展。亚洲不一定会在瞬间就和美国经济脱钩，
它有一大部分出口仍输往美国市场。不过，两者之间的关系将更趋 平衡，而亚洲国家的政府将更有信心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时，也能取得不错的增长率。
就在重心移向太平洋的当口，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随着通 讯和运输科技的日新月异而改变。我们如今已能够和世界各地的任何人即时沟通。有了互联网，即便你不是一个有钱人，你也能随时准确而深入地掌握世界其他地方的动态。
上世纪20年代，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必须坐一个小时的 牛车才能从新加坡东部的勿洛前往外祖父在菜市的橡胶园，而这不过是两英里的路程。到了 30年代我己是个学生的时候，每逢星期四或星期五我都会等待邮船到来。邮船在海上航行了五六周，从英国运来男孩们爱看的杂志和画报，而我也看得津津有味。我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乘坐横渡大西洋、载送军人从远东回去英国的“大不列颠号”客轮到英国留学。到了英国，我和家人最快速而便宜的沟通方式是寄航空信，邮资相等于新币五角或一先令。这是一张张尾端折起的浅蓝色信笺，而纸张两面都可用来书写。
今天，来往伦敦和新加坡的航班只需十二小时，不像上世纪50 年代的水上飞机，要飞四五天，并得途经开罗、卡拉奇和科伦坡才能抵达新加坡。要不是有国家抗议超音速飞机飞过时所造成的音爆，飞行时间或许只是六小时。有一段时间，彗星号喷射机能从伦敦起飞，在午餐时间抵达新加坡，同天折返时还来得及让乘客在伦敦用晚餐。那是一架超音速客机。如今，没有一架民用飞机是超音速飞行的。尽管如此，先进的科技带来的是巨大的变化。我们今天能通过相对快速、轻松和安全的方式来往各地。上午寄出的航空信，家人晚上就能读到。但现在根本没几个人会这么做。发送以光速传播的电邮或手机短信更加省事。就连非洲的农民也用苹果手机获取有关玉米交易价格的最新资讯。
有了科技上的突破，今天每个人都能知道别人是如何生活的。 亚洲和非洲最穷困的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和美国人、欧洲人，以及有钱的亚洲人和非洲人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这促使合法和非法的移民尝试跨越国界，到更富裕且提供更多经济机会的国家找寻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些移民得到中介的专业协助，通过各种巧妙的方式不断地偷渡入境。然而，这些伎俩有时却适得其反，并酿成悲剧，比如，藏在集装箱里的非法移民可能会窒息而死。想要迁徙的欲望是如此强烈，就像水自然往低处流，流向土地更富饶葱郁的山谷一样。这将在未来对维持国与国之间的边界带来巨大挑战。
这些改变对新兴经济体来说，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尤其是 那些处于亚洲的经济体。那些通过实施亲市场政策、提倡教育、苦干实干和尊重法治而把体系组织得井井有条的国家，将会在全球化世界里享有各种机会，并迅速发展。另一方面，整个世界以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前进，也不是没有负面影响。
我们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首次真正体验到全球化如何严 重打击一个国家的恐怖威力。这场危机是因泰国，以及程度较小的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实行难以维持的汇率政策所引发的。泰国借入美元和其他货币的短期贷款，又对工厂和房地产等资产进行长期投资。当市场意识到泰国的出口收入并不足以让它履行还款义务时，投资者和投机者便开始大量抛售泰铢。泰国央行奋勇地尝试与市场对抗，却很快地发现其储备短缺。
当泰国人向外求助时，美国并没有果断地回应。这向市场释放 了错误的讯号，显示美国不愿拿自己的声望和影响力来化解这场危机，从而促使信贷紧缩。危机在数日内蔓延到其他亚洲国家，包括新加坡在内的许多国家的央行都发现自己的货币正遭受攻击。国际投资管理公司将亚洲经济体都归纳为“新兴经济体”，而就连拥有良好基础的国家也遭受打击。
亚洲国家在危机中吸取的其中一个教训是，不该仓促开放资本 市场，尤其是当金融体系仍然脆弱或央行的监管尚不健全的时候。一个国家一定要在体系达到一定的成熟和健全程度时，才能对世界开放。此外，你也必须在开放后以储备金捍卫货币的稳定。亚洲国家之所以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相对安然无恙，是因为它们已在1997年的恐慌中得到了很好的教训，学会更加注重坚实基本面，包括拥有大量储备金、有限债务和健全银行体系。
全球化所带来的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发展趋向不均等。最优秀 的人才流动性高，能在世界许多地方过上好生活。因此，公司几乎难以避免地以高薪挽留这些人才。相反，那些从事低技能和低薪工作的人，却得和大批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贫困工人竞争，而后者愿意以很少的薪金完成同样的工作。如此一来，这个阶层的薪金自然被压低。有些人甚至因为工作被外包而失业。
这些趋势给国家政府带来严峻的挑战。
解决不平等的问题固然重要，但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某种程 度上的不平等，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差别总是有的，部分原因是人们的智力、所付出的努力，或者是运气都有所不同；而另一部分原因是竞争如今已跨越国界。如果你想让差别比较小，那你就得推行社会主义政策，或尝试将国家封闭起来，但这两者都不会带来好结果。巨额的高管薪金配套和圣诞节花红看似非常不公平，但倘若这些高管没有优异过人的表现，公司又如何能赚得到钱发出那样的花红？如果能够的话，又或者它们能找到薪金要求不那么高，却同样优秀的人才，股东大可以投票否决这样的薪酬配套。然而股东若看到股价上涨，他们又何必要这么做？
与此同时，社会还是得保留一定的分寸。让资本主义毫无节制 地发展是危险的事，因为这会引发暴乱并导致社会契约遭破坏。我们必须取得巧妙的平衡，想方设法让那些处于底层的人民也能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平，在他们的社区内找到归属感。
当我还是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主席的时候，公司里有一些投资 经理的薪酬是我的五倍。这合理吗？如果我们不给他这样的薪水，他明天就能轻易辞了工作，跳槽到愿意这么做的投资银行，因为他具备领高薪的才智和技能。假如我告诉自己：“好的，如果他领这样的薪水，那我的薪水应该比他的高，因为这整个制度是我设立的。”这可就没完没了啦。为了让社会保持凝聚力，我们得确保它有一定的平等和公平性。为此，新加坡为低收入者提供水电费补贴、入息补助——我们称之为“就业奖励计划”，以及在他们购买政府组屋时给予他们津贴等等。
这个世界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了。我们岂可当做从未发明飞机、 互联网、苹果手机和苹果平板电脑？你只能接受眼前的世界就是这样，尽可能改善整个社会的命运，否则就跟不上其他地方瞬息万变的步伐，被抛在后头。地球可不会为你停止转动。
问：随着经济活动转移到亚洲，您是否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或世界银行在三十年后可能会由中国人掌舵？
答：是有可能，不过中国人并没有迫切追求这个目标。他们 在现有的体系中也能自信和快速地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个法国女总干事或是世界银行由美国人领导，对他们来说并不碍事:，
问：假如他们真的追求这个目标，您认为西方国家会有什么
反应？
答：届时，中国的信贷情况就会比西方大国好得多。后者将 会是债务国，而我想它们应该没有力量阻挡中国。
问：中国有一天是否会对赚不到合理的利润感到厌烦，而不 想再持有美元储备？
答：也许吧3他们可能会逐渐抛售美元，或许是静悄悄那么 做。但我不认为他们会试图取代美元。
问：您提到全球化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贫富不均。我们是否应 该更努力地去解决这个问题？
答：在个别经济体的层面上，每个国家需要做的是通过税收 和津贴，重新平衡最高和最低阶层的回报，以保持社会团结。然而要在国与国之间取得平衡，则较为复杂。你必须有个世界政府，而每个国家得同意将一些盈余交给一个世界财政部或央行，以资助较贫困的国家。当然，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积累了大量储备的中国人不会说：“我们过去也和他们一样贫穷，那现在就让我们来帮帮他们吧。”中国人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取得今日地位的。目前已有人质疑援助政府无能甚至是腐败的较贫困国家的做法，因为这些钱往往不是用在能改善百姓生活的工程上，而是让政客中饱私囊。
问：但作为理想的情况，您是否相信国家之间这样相互帮助 是值得赞扬的？
答：作为新加坡的理想情况？我们的人均收入大概会从5. 2 万美元下降到3万美元。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资助其他国家？新加坡选民S不是会通过选票让政府下台？
问：但为了区域和世界稳定呢？
答：不，我们得先解决自己的问题。强大的军队能确保我们 不被骚扰，国家稳定。否则，没什么能阻挡大批人涌过长堤。在我们和马来西亚合并的两年里，整条铁路两旁的土地都被来自马来西亚的人非法占用了。由于那是市区，设施完善，因此他们就地搭起棚屋。所以，当我们分家的时候，我们把这些马来西亚人赶走。这不该由我们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