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音书中耶稣关于金钱和财富的论述，都是对着当时在场的犹太人说的，所针对的也是犹太人旧约的财富理念。所以耶稣并不是完全把信仰和金钱对立起来看待。而是针对犹太人对财富的崇拜观念，而提出信仰的独立性。这其实依然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观念的内容。
但是后来的人们往往把耶稣的话单独拎出来，当成悬空的空洞真理。耶稣的确是真理的化身，但是耶稣的话不可能凭空悬浮，实际上没有任何一句话可以绝对放在任何语境中都是对的。如果离开了耶稣讲话的背景，把耶稣的话绝对化，那么最后就走到相反的方向。
把耶稣的话单独拎出来，就会得出信仰和财富的对立观念，世俗的幸福和永恒的幸福是对立的。并且财富是阻碍信仰的障碍，世福同样是永福的最大障碍。所以为了获得拯救，获得永恒的幸福，我们必须克服世俗的一切。我们不应该蓄积财富在世上，而是应该蓄积财富在天上。这样金钱就成为绝对的罪恶，一个企图得救赎的人必须要逃避金钱腐蚀。
在耶稣刚升天的时候，出现的财富观念是建立在末日即将来临基础上的凡物公用主义。在早期使徒看来为了天国的事业，教会应该成为财富的管理者，所有人不应该保有财富，教会应该成为财富的分配者。而这些财富除了用于传福音，并不能用在其它方面，因为末日近了，金钱已经没有意义，把钱交给教会同样是把钱积聚在天上，因为教会是天堂的象征。有一对信徒夫妻私自留了一些钱，结果收到教会的审判。在教会看来这对夫妻对金钱的私心是受了撒旦的利用。可见当时凡物公用的财富观念并没有得到大家的完全认同。
在中世纪前期，人们秉持的财富观念是信仰和金钱的对立，世福和永福的对立，为了进入天堂，基督教强调贫穷的重要性，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和人性里，凭着人自己是不能利用好金钱的，世俗的财富只能成为撒旦的伎俩，阻碍人们进入永福之境。因此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伦理把贫穷与美德和圣洁划上了等号。
对金钱和生活享受的拒斥，之所以在那个时代受到认同，是因为那个时代物质资源奇缺的处境。人们所获得的资源除了保证生存之外，没什么别的事能做。生存对于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最先考虑的事情。而对于上流社会的贵族和财主来说，在生存的问题解决之后，多余的资源除了挥霍，过奢侈的生活和捐助穷人之外，没有其它更好的途径。在没有发现近代金钱增值方式以前，基督教的禁欲金钱观能有效缓和那个时代的阶层对立，保持社会的稳定局面。一方面富人的捐赠是改变穷人生存危机的方式之一，另一方面节制了富人的贪婪和唯利是图。到了中世纪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成熟，一部分人进入城市，通过商业的方式改变生活，这个时候原来的世福和永福的二元对立财富观就崩溃瓦解。人们需要新的金钱观，这个时候才能真正回到耶稣的教导中。
在中世纪早期的世福和永福的二元对立财富观中，修道院成为这一财富二元论的主要阵地和输出者。中世纪早期的修道院和休会无不把安于贫穷不碰金钱作为加入休会的必须誓言，并把它作为必须严格遵守的戒律之一。公元6世纪本尼狄克修会的戒律规定会士个人“绝对不应拥有任何物品，无论是书籍、便笺，还是笔。什么东西都不应有，因为实际上修士不被允许拥有他们的躯体或意志……”在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作者告诉我们，除了金钱和其它物品有着极为严格的限制之外，对于饮食也有严格的限制，如病人引用果酒，每天也有极为严格的限制。而方济各修会的要求则更加严格，严禁修士接触钱币和其他款项，所需所用皆由修会按规定发放，“不得占用任何物品，包括房舍、场地及其他任何东西，他们应当在为上帝服务的贫穷和谦卑中做一个今生今世的香客和陌生人，他们应当满怀信心地寻求施舍物而毫无愧色，因为主在这世界里为了我们而使自己穷困。这是最高尚的贫穷，它使你们这些我最可爱的弟兄成为天国的继承者和国王，它使你们因拥有而贫穷，因美德而崇高……”。西斯特修会的戒律禁止会士“拥有我们自己的教堂、祭坛、坟墓以及他人劳动所得的什一税，或粮食、庄园、农奴、得自土地的租金、得自炉子或磨坊的税收，以及与修道院的的纯洁不相容的其他类似的东西。”这类似于施洗约翰所属的艾赛尼派，以与世俗社会的隔离来保证道德的纯洁，从来获得得救的保证。
修道院不允许僧侣个人接触钱财，但并不是说修道院自身作为集体不拥有财产，教义对堕落人性的不信任，从而把个人对钱财的拥有和使用权转移到代表地上天堂的教会之手，因此修道院拥有大量的土地等其它财产。把财富积聚在天上，就是把财富积聚在教会和修会，类似于旧约中犹太人，攻城略地之后把抢来的金银财宝交给祭司，放在圣殿中，以为这就是把财富交给上帝，把财富积聚在天上了。
但是当欧洲社会的割据和混乱格局的终结，社会稳定秩序的建立，经济获得发展，城市兴起，社会上的世俗财富不断增长，人们的财富观念开始动摇，由基督教教会和修院维护的二元财富观开始崩溃，而崩溃最快的则是最排斥世俗财富的修道院中。
在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我们看到“财富开始象潮水般地涌入教会基金内，同时由此带来了各种腐蚀的影响，在第四世纪它们竟达到了破坏教会的神圣的地步。从宗教方面看，僧侣们是激烈的狂热者，从经济方面看，他们已成为贪得无厌者。在第五世纪早期，亚历山大城曾被僧侣和游民群洗劫，这一事件对亚历山大城的贸易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同时又因为修道寺院拥有很多的在税务和政治方面的特权，因此很快修道院不仅在经济方面财富迅速增加，带来僧侣的腐败生活，另一方面修道院又成为人们逃避国家责任和义务之地，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接着说“人们纷纷进入寺院，以求规避纳税，以求逃脱军役，或者要找寻一个安逸的生活方法，依靠虔诚而又慷慨的基督徒的赠与而生活着。他们把自己的亲戚朋友藏匿在那里。逃亡奴隶、逃走农夫，有时也有犯人逃到那里找到庇护所。有野心的和轻薄的修道僧，杂处在忠实的修道僧之间。僧侣的个人安贫乐道的宣誓不曾防止由僧侣团体来获得共同财产，因而奢侈风气和下贱行为潜入寺院之内了。那依照寺院‘规程’的生活，已成为办不到的事情。”所以最严格的逃避金钱制度则成为最腐败的地方，甚至危及国家稳定和运作。
到了12、13世纪，修道院则基于自身的财产和技术优势，成为某一行业的垄断者，例如德意志的西斯特修会就曾通过垄断磨坊业来控制勃兰登堡地区的谷物种植，成为当时最大的领主和粮食供应商。
在那个时代修士成为最大的讽刺，他们秉持不碰金钱的戒律，却又是社会中最贪婪的人群。他们重新回到旧约的金钱崇拜中。
对于金钱，真正健康的观念则是耶稣教导的，信仰超越金钱，但并不排斥金钱，而是人们的心灵在信仰的高度上超越金钱，这样我们才能不被金钱控制，而自由地使用金钱。这是近代经济发展之后的财富观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