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文学，都是给人以精神的享受，但弄文学的，却是最劳作的苦人，我之所以作诗作书作画，正如去公园里看景，产生于我文学写作的孤独寂寞，产生了就悬于墙上也供于我精神的生活。既是一种私活，我为我而作，其诗其书其画，就不同世人眼中的要求标准，而是我眼中的，心中的。
正基于此，很多年来，我就一直做这种工作;过一段，房子的四壁就悬挂一批;烦腻了，就顺手撕去重换一批;这种勇敢，大有"无知无畏"的气概。这种习性儿，也自惹我发笑，认为是文人的一种无聊。
无聊的举动，虽源于消遣，却也有没想到的许多好处。 诗人并不仅是做诗的人，我是极信奉这句话的。诗应该充溢着整个世界，无论从事任何事业，要取得成功，因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心中永远保持着诗意，那将是最重要的一条。我试验于小说、散文的写作，回到生活中去，或点灯熬油笔耕于桌案，艰难的劳动常常会使人陷入疲倦;苦中寻乐的，只有这诗。诗可以使我得到休息和安怡，得到激动和发狂，使心中涌动着写不尽的东西，永远保持不竭的精力，永远感到工作的美丽。当这种诗意的东西使我膨胀起来，禁不住现于笔端的，就是我平日写下的诗了。当然这种诗完全是我为我而作，故一直未拿去发表。这如同一棵树，得到阳光雨露的滋润，它就要生出叶子，叶子脱了，落降归根，再化作水、泥被树吸收，再发新叶;树开花，或许是为外界开的。所以它有炫目悦色之姿，叶完全是为自己树干生存而长，叶只有网的脉络和绿汁。
诗要流露出来，可以用分行的文学符号，当然也可以用不分行的线条的符号，这就是书，就是画。当我在乡间的山阴道上，看花开花落，观云聚云散，其小桥，流水，人家，其黑山，白月，昏鸦，诗的东西涌动，却意会而苦于无言语道出，我就把它画下来。当静坐房中，读一份家信，抚一节镇纸，思绪飞奔于童年往事，串缀于乡邻人物，诗的东西又涌动，却不能写出，又不能画出，久闷不已，我就书一幅字来。诗、书、画，是一个整体，但各自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它们可以使我将愁闷从身躯中一尽儿排泄而平和安宁，亦可以在我兴奋之时发酵似的使我张狂而饮酒般的大醉。
已经声明，我作诗作书作画并不是取悦于别人的欣赏，也就无须有什么别人所依定的格式，换一句话说，就是没有潜心钻研过世上名家的诗的格律、画的技法、书的讲究。所以，《艺术界》的编辑同志来我这里，瞧见墙上的诗书画想拿去刊登，我反复说明我的诗书画在别人眼里并不是诗书画，我是在造我心中的境，借其境抒我的意。无可奈何，又补写了这段更无聊的文字，以便解释企图得以笑纳。
笛声箫音 作者：海藻每年我至少回乡一次，每次回乡我至少在丈母娘家住上一天，每住上一天我至少去家里竹林一趟。踩着铺满竹叶松软的土地漫步林间，清风徐来，绿得发青的老竹子翠得欲流的新竹子竹枝竹叶勾肩搭背交头接耳，我就欣赏到久违的笛声箫音。时而高亢嘹亮，宛如万马奔腾;时而婉转悠扬，好似溪流欢唱;时而如泣如诉，犹如屋檐滴水，断断续续。一曲终不了，连绵不绝，仿佛一江春水滔滔。
我出身在鱼米水乡，乡村里多的是杂树野草野花，很少有人家种竹子。小的时候，钓鱼没有鱼竿，想方设法地从竹制的大扫帚上抽一根最长的竹枝做钓竿，人跟竿差不多高。有一天黄昏钓到一条叫“鲢胡子”的大鱼，死啦硬拽拖上岸。我就央求父亲 去村里唯一种竹子的王爷爷家讨要一根竹子做钓竿。尽管王爷爷舍不得砍他哪一丛竹子，还是痛快地选了一棵又高又直的竹子砍了，还对父亲说：“你家小孩懂事，别家小孩不来要，就来偷。偷就偷呗，老的嫩的分不清，乱砍一通，这么一丛竹子，糟蹋了，长不好!”有了称心的钓竿，可怜了被我钓着的小鱼儿。在我的猛烈挥动鱼竿的当儿，鱼儿从水底直接摔到岸上，来不及挣扎就昏死过去，幸运的被挂到岸边的树枝上活蹦乱跳，偶尔有跳脱钩的，在我抓捕不及的时候入水，九死一生地逃命去了。那时，我对竹的认识就是一根钓竿，就是钓竿甩出的“呜——”声中的欢喜快乐。
我开始挣钱的时候，挑一条竹扁担，四十个竹篾编的黄鳝笼，在家门口的沟沟渠渠、水田鱼塘作业。渐渐地，人们看到有利可图，干的人多了，大家成群结队地四野八乡的跑着作业。邻队有有个木匠师傅手艺有口碑，可他不愿做手艺，愿跟我搭档，他说，做一天钱少还欠账，着实跟着我捞了一把“现金现钞”。真不愧是手艺人，黄鳝笼的修修补补自然他拿手，绝的是一根竹子他用柴刀开过口就能掰出宽窄一致的竹条来，一根竹条他用柴刀开过口就能剥出青、黄篾来，按需剥，要厚剥厚要薄剥薄 ，哪竹子就是他的绕指柔啊!他做的倒刺口粗细均匀韧性十足，连穿蚯蚓的竹签也粗细一致光滑无比。那时，我对竹的理解就是黄鳝笼，就是能给我带来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儿子刚出生的时候，他外婆就送我早准备好的请老篾匠师傅编织的烘晒尿布的竹箩。像个没有提手的圆竹篮，较之竹篮没有深度，也没有竹篮编织的细致精密，有点粗枝大叶了。镂空的编织透气透风透清爽，无论是雨天放在火桶里烘还是晴天摆在太阳下晒，尿布都干得快。烘干晒干的尿布胡乱得放在竹箩里，摆在儿子的床头，伸手可取。儿子能自己吃饭的时候，我迫不及待地给他买了一个小竹碗，小碗上雕刻着三个大字——九华山。我们一不留神，他一不小心就连菜带饭翻到地上，他笑了，奶声奶气地喊：“碗碗没碎”。那时，我对竹有了感情，小竹箩盛满如春风般的爱，小小竹碗倒扣着孩子的世界。
两年前，妻心血来潮换了家常用的竹筷子，改用银光闪闪的不锈钢筷子。不因夹菜的滑溜、碰碗的当当声我嫌弃，我实在难以适应生活中无竹。生活中很多关于竹子的似乎都廉价了，用不上了。可是我心中有多少不舍。因为我知道沙发没有竹椅的清凉，席梦思没有竹榻能让人更有一副好身板。在我的数次抵制下，妻换回了竹筷，她说：“还是竹筷实在”。那时，不知不觉我对竹也有了偏爱。
是啊!竹没有树的高大伟岸，也没有花的千娇百媚，还没有果实又香又甜 。可我却偏爱，偏爱它挺拔清秀，偏爱它经春雨、夏日、秋霜、冬雪四季不改色——苍翠浓绿，管它斗转星移沧海桑田!竹不能像树，孤单一棵还玉树临风。竹总是成丛成簇成片成林成海地生长。我喜欢它的生长，在土里在地下悄无声息盘旋蜿蜒一节一节地曲折孕育新生，新生的竹笋破土而出一节一节拔节向上，毫不含糊清脆嘎巴笔直向上——天天向上，管它风吹雨打，艳阳高照!
在城里，在闹市我也常看到竹子，不过成片成林的是搭建得很高的脚手架，青黄相接，楼多高它多高，四平八稳，游走在上面的是如我的兄弟姐妹;成丛成簇的都是景观绿化，它们装扮着公园、广场，美化着沿街的拐角、小区的旮旯，是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一道朴素无华的亮丽风景线!
我也时常听到悦耳动听的笛声箫音，但总不比身临故乡投身竹林听到的情深意切，也许受王维的影响吧：“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
莫言的吃事三篇一吃的耻辱
吃人家嘴短的意思很明白，仅仅有这点意思那简直不算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吃人一棵胡萝卜所蒙受的耻辱哪怕用一棵老山参也难清洗。
我像傻瓜一样混进首都北京后，恨不得见到动物就要点头哈腰表示友善，但北京动物的凶猛程度是地球上有名的，哪怕是一条浑身污垢的野狗，也比外省的狗要神气许多。那猖狂的吠声里毫不掩饰地透露出京狗的优越感，狗尚如此，何况人乎?话说那一年，在一家又脏又破的似乎是纯种老北京人开的冷面馆子里，苍蝇横飞，老板娘黏腻，一头眼角生眵的狗伏在所谓的柜台边上，很不友好地看着我，好像我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抢劫。我诚惶诚恐地把一块我舍不得吃的肉片扔给它，我虽然嘴没说话，但我的心在说：“狗啊，尊敬的狗，不要用这样的仇视的眼光看我，我知道北京是你们的北京，首都也是你们的首都，我知道你们十分讨厌外地人来北京混事，但这也是组织上让我们来的。给你块肉吃，借以表示我的敬意和歉意，希望您能宽容一点，我不过是暂时居留此地，随时都会回去。”狗恼怒地叫了一声，好像我扔到它面前的不是肉片而是一枚炸弹。老板娘怒气冲冲地说：“干什么?干什么?吃饱了撑得难受是不?丫挺的个傻×看你那操行……”我感到满腹冤枉，心中当然也有很多想法。我想，这些北京人为什么这样横?北京这个首善之地我们国家官话的发祥地的人骂起人来怎么这样歹毒呢?北京人尽管受过八国联军的祸害但为什么像八国联军一样不讲道理?我喂他们的狗吃肉是我表示友好啊。这时，从里屋走出来一个典型的北京汉子，那口与裤裆关系十分密切的语言说得如同爆豆一样，他说这条狗是从法国买来的，是纯粹的名种，起码价值十万元。这样的狗是不能随便喂的，这样的狗吃的都是配方饲料，维他命、蛋白质，都是有数的，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也不行，你乱给它吃肉，打乱了它的内分泌，该当何罪?!我想这还是条狗吗?封建帝王也没有这般讲究嘛。我感到肚子快要气破了。我看着那条狗，心想看你这个死相也配从法国进口?我们村子里那些在草垛旮旯里玩耍的野狗也比它俊秀三十倍。于是我斗胆说：“不要吓唬外乡人，别的我们没见过，狗我们还是见过的。你们这狗，不过是条土狗，身上还长了一块癞，因此是一条癞皮狗!”哎呀我的个亲娘，我这句话一出口，就像用烧红的炉钩子烫了老虎的屁股，只见那男人目露凶光逼上前来，那个女人拍打着丰厚的屁股大叫：“大头，大头，给这个小子放血!”
我很是害怕，按照宰杀牲畜的一般程序，放血之后应该是烧开水屠戮毛羽，然后是卸去头脚，开膛破肚，摘出下货，然后就挂起来，一刀刀零割了卖。也许是明天早晨，也许是明天中午，在酱肉的盘子里，在油炸的丸子里，在串肉的扦子上，就有了我的身体的一部分。想到此，脊梁骨一阵冰凉，哪里还有心吃什么冷面，慌忙站起来，贴着墙边，连声道着歉，一溜烟跑了。
回到宿舍，越想感到越窝囊，于是便有两行狗尿般的泪水从眼里流出来。怨谁?怨自己。谁让你去吃什么冷面呢?躲在屋子里泡一包方便面不是很好吗?为了不让卖方便面的北京服务小姐心烦，你可以一次买上五十袋，把罪攒起来一次受完。正想着呢，一个朋友进来，说你流什么泪呢?莫斯科不相信眼泪，北京更不相信眼泪。北京是缺水的城市，眼泪虽少，但也是自来水变的，因此你随便流泪就是觉悟不高的表现。我一想有理，咱外地人来到北京，事事都要小心着，要哭就回山东哭，在北京哭也可以，不喝北京的自来水你想哭就哭。
朋友把我请去吃饭，吃了一盘胡萝卜丝，吃了一盘粉丝，还吃了一盘像橡皮一样难以嚼烂的肉。吃完了，我心感动，心中暗想，吃人一碗，要报一盆，点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
隔了几天，一群朋友聚会，我为了一句什么话把这位曾经请我吃过一次饭的朋友得罪了。他咬牙切齿地说：“你的良心让狗吃了吗?前几天，我去香格里拉饭店买了美国加州的酱小牛肉，去长城饭店买来西班牙产的胡萝卜，去友谊商店用外汇券买了专供外国人的波罗的海鱼子酱，还有高级的奶油，吃得你小子满嘴流油，可是你一转眼就忘记了。那些小牛肉还没消化完吧?”
我感到浑身冰凉，这时悔之莫及。我恨不得把自己这张不争气的嘴巴用胶布封了。你当年吃煤块不也照样活吗?你去吃人家那点胡萝卜丝和粉丝干什么?实在馋了你自己去买一麻袋胡萝卜把自己吃成一只兔子也花不了多少钱，但你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听人家的，就要承受人家施加到你身上的侮辱。我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没有记性，像狗一样，记吃不记打。当时气得咬牙切齿地发恨，但过不了几天就忘了。又有一个朋友请我去吃饭，上了一只煤球炉子，炉子上放了一口锅，锅里放了十几只虾米，一堆白菜，还有一些什么肉。吃着吃着我的凶相又原形毕露了，那朋友就说：“看看莫言吧，吃的一上桌，又奋不顾身了!”
一句话把我的心彻底地凉透了，因为吃人家的东西所蒙受的耻辱一桩桩一件件涌上心头。我怎么这样下贱?我怎么这样没有出息?你实在想吃，一个人下个馆子不就行了吗?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你想多么凶恶地吃就多么凶恶地吃。你吃光了肉把盘子也舔了也没人嘲笑你。你自己经常地忘记自己的身份，你忘了自己是一个乡巴佬，人家那些人从根本上就瞧不起你，压根儿就没把你当个人看。人家有时找你玩玩，那是无聊，那是天鹅向水鸭子表示亲近，如果水鸭子竟因此而想入非非，那水鸭子就惨了。想明白了道理后，我发誓宁愿饿死也不再吃人家的东西了，就像朱自清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面粉一样。我还发誓万不得已跟人家在一起吃饭时，一定要奋不顾身地抢先付账，我付账，那么即便我吃得多一点人家也就不会笑话我了吧?
又一次去吃烤鸭，吃到一半时我就把账结了。几个贵人都十分高雅地填饱了那些高贵的胃袋后，桌子上还剩下许多，这时，农民的卑贱心理又在我的心中发作了。多么可惜啊，这些大葱，这些大酱，这些洁白的薄饼，这些香酥的鸭片，都是好东西，浪费了不但可惜，还要遭到天谴的。于是我就吃。这时，有人说：“瞧瞧莫言吧，非把他那点钱吃回去不可。”我感到脸上火辣辣的，好像挨了一个响亮的耳光。人家还说：“你们说他的饭量怎么会这样大?他为什么能吃那样多?要是中国人都像他一样能吃，中国早就被他吃成水深火热的旧社会了。”
我这才悲哀地认识到，世界上的事情，其实早就安排好了。该着受侮辱的命，给你戴上顶皇冠也逃脱不了。
前年春节回家探亲时，我把这些年在北京受到的委屈，一桩桩一件件地说给母亲听。母亲说：“我就不信，人活一口气，再去吃宴席，行前先喝上两大碗稀饭，然后再吃上两个大馒头，上了宴会，还能做出那副饿死鬼相吗?”
回到北京后，遵循着母亲的教导，上了宴席，果然是不猴急了。吃得温良恭俭让，像英国皇室里的厨子那样。我等待着大家的表扬，可是一个人却说：“看看莫言那个假模假样的劲儿，好像他只用门牙吃饭就能吃成贾宝玉似的。”
众人大笑，食欲大增。有个人说：“人啊，还是本色一些好，林黛玉也要坐马桶的。”
“娘啊，简直是没有活路了啊……”
娘说：“儿啊，认命吧。命中该有什么，就得承受什么。”
我问：“娘啊，咱们一大家人，为什么就单单我为吃蒙受了很多耻辱?”
娘说：“儿啊，你这算什么?娘在1960年里，偷生产队的马料吃，被人抓住了吊起来打。当时想，放下来就一头撞死算了。可等到放下来，还不是爬着回了家。你大娘去西村讨饭，讨到麻风病的家里，看到人家过堂里方桌上有半碗吃剩的面条，你大娘看看无人，扑上去就用手挖着吃了。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脏不脏?你受这点委屈算得了什么?娘分明看到你一天比一天胖了起来，不享福，如何能胖起来?儿啊，你这是享福啊，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我仔细地思考着母亲的话，渐渐地心平气和了。是啊，所谓的自尊、面子，都是吃饱了之后的事情，对于一个饿得将死的人来说，一碗麻风病人吃剩的面条，是世间最宝贵的东西。当然也有宁愿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先生，但人家是伟人，如我这种猪狗一样的东西，是万万不可用自尊、名誉这些狗屁玩意儿来为难自己。
二吃相凶恶
在我的脑袋最需要营养的时候，也正是大多数中国人饿得半死的时候。我常对朋友们说，如果不是饥饿，我绝对会比现在聪明，当然也未必。因为生出来就吃不饱，所以最早的记忆都与食物有关。那时候我家有十几口人，每逢开饭，我就要大哭一场。我叔叔的女儿比我大四个月，当时我们都是四五岁的光景，每顿饭奶奶就分给我和这位姐姐每人一片发霉的红薯干，而我总是认为奶奶偏心，将那片大些的给了姐姐。于是就把姐姐手中的那片抢过来，把自己那片扔过去。抢过来后又发现自己那片大，于是再抢回来。这样三抢两抢姐姐就哭了。婶婶的脸也就拉长了。我当然从一上饭桌时就眼泪哗哗地流。母亲无可奈何地叹息着。奶奶自然是站在姐姐的一面，数落着我的不是。婶婶说的话更加难听。母亲向婶婶和奶奶连声赔着不是，抱怨着我的肚子大，说千不该万不该不该生了这样一个大肚子的儿子。
吃完了那片红薯干，就只有野菜团子了。那些黑色的、扎嘴的东西，吃不下去，但又必须吃。于是就边吃边哭，和着泪水往下咽。我们这茬人，到底是依靠着什么营养长大的呢?我不知道。那时想，什么时候能够饱饱地吃上一顿红薯干子就心满意足了。
1960年春天，在人类历史上恐怕也是一个黑暗的春天。能吃的东西都吃光了，草根，树皮，房檐上的草。村子里几乎天天死人。都是饿死的。起初死了人还掩埋，亲人们还要哭哭啼啼地到村头的土地庙去“报庙”，向土地爷爷注销死者的户口，后来就没人掩埋死者，更没人哭嚎着去“报庙”了。但还是有一些人强撑着将村子里的死尸拖到村子外边去，很多吃死人吃红了眼睛的疯狗就在那里等待着，死尸一放下，狗们就扑上去，将死者吞下去。过去我对戏文里将穷人使用的是皮毛棺材的话不太理解，现在就明白了何谓皮毛棺材。后来有些书写过那时人吃人的事情，我觉得只能是十分局部的现象。据说我们村的马四曾经从自己死去的老婆的腿上割肉烧吃，但没有确证，因为他自己也很快就死了。粮食啊，粮食，粮食都哪里去了?粮食都被什么人吃了呢?村子里的人老实无能，饿死也不敢出去闯荡，都在家里死熬着。后来听说南洼里那种白色的土能吃，就去挖来吃。吃了拉不下来，憋死了一些人，于是就不再吃土。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学，冬天，学校里拉来了一车煤，亮晶晶的，是好煤。有一个生痨病的同学对我们说那煤很香，越嚼越香。于是我们都去拿来吃，果然是越嚼越香。一上课，老师在黑板上写字，我们在下面吃煤，一片咯嘣咯嘣的声响。老师问我们吃什么，大家齐说吃煤。老师说煤怎么能吃呢?我们张开乌黑的嘴巴说，老师，煤好吃，煤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香极了，老师吃块尝尝吧。老师是个女的，姓俞，也饿得不轻，脸色蜡黄，似乎连胡子都长出来了，饿成男人了。她狐疑地说，煤怎么能吃呢?煤怎么能吃?一个男生讨好地把一块亮晶晶的煤递给老师，说老师尝尝吧，如果不好吃，您可以吐出来。俞老师试探着咬了一小口，咯嘣咯嘣地嚼着，皱着眉头，似乎是在品尝滋味，然后大口地吃起来了。她惊喜地说：“啊，真的很好吃啊!”这事儿有点魔幻，我现在也觉得不像真事，但毫无疑问是真事。去年我探家时遇到了当年在学校当过门房的王大爷，说起了吃煤的事，王大爷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怎么能假呢?你们的屎拍打拍打就是煤饼，放在炉子里呼呼地着呢。饿到极处时，国家发来了救济粮，豆饼，每人半斤。奶奶分给我杏核大小的一块，放在口里，嚼着，香甜无比，舍不得往下咽就没有了，仿佛在口腔里化掉了。我家西邻的孙家爷爷把分给他家的两斤豆饼在往家走的路上就吃完了，回到家后，就开始口渴，然后就喝凉水，豆饼在肚子里发开，把胃胀破，死了。十几年后痛定思痛，母亲说那时候的人，肠胃像纸一样薄，一点脂肪也没有。大人水肿，我们一般孩子都挺着一个水罐般的大肚子，肚皮都是透明的，青色的肠子在里边蠢蠢欲动。都特别地能吃，五六岁的孩子，一次能喝下去八碗野菜粥，那碗是粗瓷大碗，跟革命先烈赵一曼女士用过的那个差不多。
后来，生活渐渐地好转了，基本上实现了糠菜半年粮。我那位在供销社工作的叔叔走后门买了一麻袋棉籽饼，放在缸里。夜里起来撒尿，我也忘不了去摸一块，放在被窝里，蒙着头吃，香极了。
村子里的牲口都饿死了，在生产队饲养室里架起大锅煮。一群群野孩子嗅着味道跑来，围绕着锅台转。有一个名字叫运输的大孩子，领导着我们高唱歌曲：
骂一声刘彪你好大的头，
你爹十五你娘十六，
一辈子没捞到饱饭吃，
唧唧喀嚓地啃了些牛羊骨头。
手持大棒的大队长把我们轰走，一转眼我们又嗅着气味来了。在大队长的心目中，我们大概比那些苍蝇还要讨厌。
趁着大队长去上茅房，我们像饿狼一样扑上去。我二哥抢了一只马蹄子，捧回家，像宝贝一样。点上火，燎去蹄上的毛，然后剁开，放在锅里煮。煮熟了就喝汤。那汤的味道实在是太精彩了，几十年后还让我难以忘却。
“文革”期间，依然吃不饱，我便到玉米田里去寻找生在秸秆上的菌瘤。掰下来，拿回家煮熟，撒上盐少许，用大蒜泥拌着吃，鲜美无比，在我的心中是人间第一美味。
后来听说，癞蛤蟆的肉味比羊肉的还要鲜美，母亲嫌脏，不许我们去捉。
生活越来越好，红薯干终于可以吃饱了。这时已经是“文革”的后期。有一年，年终结算，我家分了290多元钱，这在当时是个惊人的数字。我记得六婶把她女儿头打破了，因为她赶集时丢了一毛钱。分了那么多钱，村子里屠宰组卖便宜肉，父亲下决心割了五斤，也许更多一点，要犒劳我们。把肉切成大块，煮了，每人一碗，我一口气就把一大碗肥肉吃下去，还觉不够，母亲叹一口气，把她碗里的给了我。吃完了，嘴巴还是馋，但肚子受不了了。一股股的荤油伴着没嚼碎的肉片往上涌，喉咙像被小刀子割着，这就是吃肉的感觉了。
我的馋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只要家里有点好吃的，无论藏在什么地方，我总要变着法子偷点吃。有时吃着吃着就控制不住自己，索性将心一横，不顾后果，全部吃完，豁出去挨打挨骂。我的爷爷和奶奶住在婶婶家，要我送饭给他们吃。我总是利用送饭的机会，掀开饭盒偷点吃，为此母亲受了不少冤枉。这件事至今我还感到内疚。我为什么会那样馋呢?这恐怕不完全是因为饥饿，与我的品质有关。一个嘴馋的孩子，往往是意志薄弱、自制力很差的人，我就是。
20世纪70年代中期，去水利工地劳动，生产队用水利粮蒸大馒头，半斤面一个，我一次能吃四个，有的人能吃六个。
1976年，我当了兵，从此和饥饿道了别。从新兵连分到新单位，第一顿饭，端上来一笼雪白的小馒头，我一口气吃了八个。肚子里感到还有空隙，但不好意思吃了。炊事班长对司务长说：“坏了，来了大肚子汉了。”司务长说：“没有关系，吃上一个月就吃不动了。”果然，一个月后，还是那样的馒头，我一次只能吃两个了。而现在，一个就足够了。
尽管这些年不饿了，肚子里也有了油水，但一上宴席，总有些迫不及待，生怕捞不到吃够似的疯抢，也不管别人是怎样看我。吃完后也感到后悔。为什么我就不能慢悠悠地吃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少吃一点呢?让人也觉得我的出身高贵，吃相文雅，因为在文明社会里，吃得多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好多人攻击我的食量大，吃起饭来奋不顾身啦，埋头苦干啦，我感到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便下决心下次吃饭时文雅一点，但下次那些有身份的人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好像狼一样。我的自尊心更加受到了伤害。再一次吃饭时，我牢牢记着，少吃，慢吃，不要到别人的面前去夹东西吃，吃时嘴巴不要响，眼光不要恶，筷子要拿到最上端，夹菜时只夹一根菜梗或是一根豆芽，像小鸟一样，像蝴蝶一样，可人家还是攻击我吃得多吃得快，我可是气坏了。因为我努力地文雅吃相时，观察到了那些攻击我的小姐太太们吃起来就像河马一样，吃饱了后才开始文雅。于是怒火就在我的胸中燃烧，下一次吃那些不花钱的宴席，上来一盘子海参，我就端起盘子，拨一半到自己碗里，好一顿狼吞虎咽，他们说我吃相凶恶，我一怒之下，又把那半盘拨到自己碗里，挑战似的扒了下去。这次，他们却友善地笑了，说：莫言真是可爱啊。
我回想三十多年来吃的经历，感到自己跟一头猪、一条狗没有什么区别，一直哼哼着，转着圈子，找点可吃的东西，填这个无底洞。为了吃我浪费了太多的智慧，现在吃的问题解决了，脑筋也渐渐地不灵光了。
1992年6月
三忘不了吃
数年前曾写过两篇有关吃的小文章，一篇题名《吃相凶恶》，一篇题名《吃的耻辱》。原本是为应付约稿随笔涂鸦，没承想发表之后，竟被几个江南才子当着我的面劈头盖脸一阵夸奖，弄得我晕头转向、不辨真假，回来就发扬“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继续吃下去，准备一直吃倒胃口为止。我也清楚这等鸡零狗碎的破事不值得写，我也很想写点高雅的东西，我也很想让自己的文章透出一点贵族气息或是进步气息，但乌鸦怎能叫出凤凰的声音?秃鹰怎能走出仙鹤的舞步?那么，请正人君子原谅，请与我同志者笑读，咱这就开吃。
“吃”字拆开，就是“口”和“乞”，这个字造得真是妙极了。我原以为“吃”是“契”的简化，查了《辞海》，才知“契”是“吃”的异体。口的乞求，口在乞求，一个“吃”字，馋的意思有了，饿的意思有了，下贱的意思也有了。想这造“吃”的人，必是个既穷又饿的，如果让林黛玉或是刘文彩造这个字，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腹胀得难受，应该是食物乞求他们的口：小姐呀，老爷呀，求求你们吃掉我们吧。由此可见，语言文字确实是有阶级性的，不仅仅是些抽象的符号。忽然记起，某人给某报写创刊某某周年的贺词时，竟把这张报纸称为“妳?摇”，原来报纸也分公母，真是妙极了。
言归正传：话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在单位听领导传达中央文件，文件的内容是一位中央首长的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国人的吃饭问题。首长说人人都有一个口，张口就是一个洞，十亿人民齐张口，想想是个多大的洞吧，大概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你说可怕不可怕!我们领导借题发挥道：如果说这些口都是些樱桃小口，倒进去一茶盅米汤便能灌满，问题也还不算十分严重，可这些口偏偏以鲁智深、猪八戒式居多，三大海碗米汤灌进去只是个半饱，所以呀，我们领导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吃饱，还是饥饿，就成为一个问题。
现在还是不是一个问题?
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上边所写，东拉西扯，就算是一个“帽”吧，进入正文，还是要写我的“吃”史。频频谈我，令人生厌，生厌就生厌，我也没法办，你吃白面饼，我吃山药蛋。山药蛋真是一种雅俗共赏的美好食物，皇上爱吃百姓也爱吃，烧着好吃煮着也好吃，煎着好吃熬着也好吃，山药蛋哦，你的名字叫美丽!哦，山药蛋，多少谎言假借了你的名字，如果你就是土豆的话。话分两头，抛下这土豆咱暂且不说，还是说我：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活了四十二岁，换言之，已经吃了四十二年。尽管我好用工笔写文章，但要我把这四十二年里塞到肚子里的东西全部罗列出来，那我就去吃耗子药拉倒，因此我只能择其要者而记之。
孔夫子说“食色性也”，应该是对成年人而言。对小孩子来说，“色”还不成为一个问题(西方人被弗罗伊德得早熟另当别论)。对我这样的人来说，二十岁以前，“色”也不是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从我有记忆力起，就一直饥肠辘辘。这样说很可能又要招致一些好汉们的痛骂，给我扣上一顶“给社会主义抹黑”的大帽子。但事实如此，饿肚子既不光荣也不美好，何必假造。但有没有炫耀“苦难”的意思呢?有，的确是有，这是我跟着你们学的。
我生于1955年，那是新中国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据老人们说，那时还能吃饱肚皮。但好景不长，很快就大跃进了，一跃进就开始挨饿。我记得最早的一件事是跟着母亲去吃公共食堂。端着盆子提着罐，好几个村的人挤在一起排队，领一些米少菜多的稀粥，很少有干粮。我记得我家邻居的一个男孩把一罐稀粥掉在地上，罐碎粥流。男孩的母亲一边打着那男孩一边就哭了。男孩高喊着：娘哎，别打了，快喝粥吧!他忍着打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地上的粥吃。他说，娘，快喝，喝一点赚一点。他的母亲，听了他的话，跪在地上，学着儿子的样子，舔粥吃。在场的人，无不夸奖那男孩聪明，都预见到他的前途不可限量。果然是人眼似秤，那当年的男孩，现在已是我们村的首富。他靠养虫致富。养蝎子，养知了猴，养豆虫，高价卖给大饭店和公家的招待所。他看准了有钱的人和有权的人嘴巴越来越尖，口味越来越刁，他们拒绝大鱼和大肉，喜欢吃奇巧古怪，像可爱的小鸟。眼光就是金钱。他说下一步要训练贵人们吃棉铃虫。
公共食堂垮台后，最黑暗的日子降临了。那时不但没饭吃，连做饭吃的锅都没有了。好多人家用瓦罐煮野菜。我家还好，大炼钢铁期间我从废铁堆里捡了一个日本兵的破钢盔戴着玩，玩够了就扔到墙旮旯里。祖母就用钢盔当了锅。瓦罐不耐火，几天就炸;弄得灰飞烟灭，狼狈不堪。我家的钢盔系精钢铸造，传热快捷，坚硬无比，不怕磕碰，不怕火烧，真是一件好宝贝。祖母用它煮野菜，煮草根，煮树皮，煮了一盔又一盔，像喂小猪一样喂着我们兄弟姐妹，度过了可怕的饥馑之年。
很多文章把三年困难时期写得一团漆黑，毫无乐趣，这是不对的。起码对孩子来说还有一些欢乐。对饥饿的人来说，所有的欢乐都与食物相关。那时候，孩子们都是觅食的精灵，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尝遍了百草百虫，为扩充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小腿细如柴棒，脑袋大得出奇。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成群结队，村里村外地觅食。我们的村子外是望不到边的洼地。洼地里有数不清的水汪子，有成片的荒草。那里既是我们的食库，又是我们的乐园。我们在那里挖草根挖野菜，边挖边吃，边吃边唱，部分像牛羊，部分像歌手。我们是那个时代的牛羊歌手。我难忘草地里那种周身发亮的油蚂蚱，炒熟后呈赤红色，撒上几粒盐，味道美极了，营养好极了。那年头蚂蚱真多，是天赐的美食。村里的大人小孩都提着葫芦头，在草地里捉蚂蚱。我是捉蚂蚱的冠军，一上午能捉一葫芦。我有一个诀窍：开始捉蚂蚱前，先用青草的汁液把手染绿，就是这么简单。油蚂蚱被捉精了，你一伸手它就蹦。我猜它们很可能能闻到人手上的味道，用草汁一涂，就把味道遮住了。它们的弹跳力那么好，一蹦就是几丈远。但我的用草汁染绿了的手伸出去它们不蹦。为了得到奶奶的奖赏，我的诀窍连爷爷也不告诉。奶奶那时就搞起了物质刺激，我捉得多，分给我吃的也就多。蚂蚱虽是好东西，但用来当饭吃也是不行的。现在我想起蚂蚱来还有点恶心。
吃过蚂蚱，不久就是夏天。夏天是食物最丰富的季节，是我们的好时光。60年代雨水特别多，庄稼大都涝死。洼地里处处积水，成了一片汪洋。各种鱼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品种很多，有的鱼连百岁的老人都没见过。我捕到一条奇怪的鱼。它周身翠绿，翅尾鲜红，美丽无比。此鱼如养在现在的鱼缸里，必是上品，但吃起来味道腥臭，难以下咽。洼地里的鱼虽多，但饥饿的人比鱼还要多，那时又没有现在这么先进的捕鱼工具，所以后来要捕到几条鱼也就不容易了。捕不到鱼，也饿不死我们。我们从水面上捞浮萍，水底捞藻菜，熬成鲜汤喝。所以老人说，水边上饿不死人。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鱼虾不多照样有，又有螃蟹横行来。秋风凉，豆叶黄，蟹脚痒。成群结队的螃蟹沿河下行，爷爷说它们要到海里去产卵，我认为它们更像去开什么重要会议。螃蟹形态笨拙，但在水中运动起来，如风如影，神鬼莫测，要想擒它，绝非易事。要想捉螃蟹，必须夜里去。身披蓑衣，头戴斗笠，手提马灯，悄悄前行，最忌咋呼。我曾跟着六叔去捉过一次螃蟹，神秘新奇，趣味无穷。白天，六叔就看好了地形，用高粱秸在河沟里扎上一道栅栏，留上一个口子，在口子上支上一货口袋网。夜气浓重，细雨朦胧，身体缩在大蓑衣里，耳听着的声音，借着昏黄的灯光，看着螃蟹的大队沿着栅栏爬上来……这样的经历终生难忘。螃蟹好吃，但舍不得吃。将它们用细绳绑成一串，让它们吐出团团泡沫，噼哧噼哧地细响着。把它们提到集上去，三分钱一只卖给公社干部，换来钱买些霉高粱米、棉籽饼什么的，磨成粉，掺上野菜，能顶大事儿。过苦日子，决不能贪图嘴巴痛快，要有意识地给嘴巴设置障碍、制造痛苦。
秋天，草籽成熟。最好吃的草籽是水的种子。这东西很像谷子，带着壳磨碎，做成窝头蒸熟，吃到嘴里嚓嚓响，很是精彩。
秋天好吃的虫儿很多，除了形形色色的蚂蚱，还有蟋蟀。深秋的蟋蟀黑得发红，肚子里全是子儿，炒熟了吃，有一种奇异的香气。捉蟋蟀比捉蚂蚱难度大一些，这虫儿不但蹦得好，还会钻地洞。还有一种虫儿，现在我知道它们的名字叫金龟子，是蛴螬的幼虫，像杏核般大，全身黑亮，趋光，晚上往灯上扑，俗名“瞎眼撞”。这虫儿好聚群，停在枝条或是草棵上，一串一串的，像成熟的葡萄。晚上，我们摸着黑去撸“瞎眼撞”，一晚上能撸一面口袋。此虫炒熟后，那滋味又与蟋蟀和蚂蚱大大的不同。还有豆虫，中秋节后下蛰。此物下蛰后，肚子里全是白色的脂油，一粒屎也没有，全是高蛋白。
进入冬天就惨了。春夏秋三季，我们还能捣弄点草木虫鱼吃吃，冬天草木凋零，冰冻三尺，地里有虫挖不出来，水里有鱼捞不上来。但人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吃的方面。大家很快便发现，上过水的洼地地面上有一层干结的青苔，像揭饼一样一张张揭下来，放在水里泡一泡，再放到锅里烘干，酥如锅巴。吃光了青苔，便剥树皮。剥来树皮，用斧头剁碎、砸烂，放在缸里泡，用棍子拼命搅，搅成糨糊状，煮一煮就喝。吃树皮的前半部分的工序和毕升造纸的过程差不多，但我们造出来的不是纸。从吃的角度来说，榆树皮是上品，柳树皮次之，槐树皮更次之。很快，村里村外的树都被剥成裸体，十分可怜的样子，在寒风中颤抖着。在这危急的关头，政府不知从哪里调拨来救济粮。所谓救济粮，根本不是粮，而是一些发霉的萝卜叶子一类的东西，挤压成件。现在拿那样的东西喂猪，猪也不会吃。但在当时确是货真价实的宝贝。分配时人人都红着眼，盯着秤杆，一星一点，秤高秤低，都十分计较。这种东西也不是常有的，总是在人们饿得即将停止呼吸时，才会发放一次，可见国家也是相当的困难。发放救济粮的钟声敲响时，连躺进棺材里的人也会蹦出来。这当然是夸张。那时候，人死得太多，哪里还有什么棺材。死了，好歹拖出去，让狗吃了拉倒。那是狗的黄金岁月，吃死人吃的，都疯了，见了活人也往上扑。有人可能要说：你们为什么不去打狗吃呀?狗肉营养丰富，味道鲜美。你问得好，你这念头，我们早就想到了，可我们腿肿得如水罐，走两步就喘息不迭，根本不是狗的对手。与其说去打狗，勿宁说去给狗加餐。如果有枪，勾一下扳机的力气还是有的。但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手里要有了枪，什么样的坏事干不出来呢?公社书记和公安人员手里倒是有枪，但他们有粮吃，不必去打狗吃。他们嫌吃死人的狗太脏，提着枪去打野兔、大雁、水鸭子什么的佐餐。
大概是1961年的春节吧，政府配给我们每人半斤豆饼，让我们过年。领取豆饼的场面真是欢欣鼓舞的场面。有的人，用衣襟兜着豆饼，一边往家走，一边往嘴里塞。我家邻居孙大爷，人没到家，就把发给他家的豆饼全都吃光了。他一到家就被老婆孩子给包围了，骂的骂，哭的哭，恨不得把他的肚皮豁开，把豆饼扒出来。可见爱在饥饿的人群里，要大打折扣。孙家大爷躺在地上，面如灰土，眼泪汪汪，一声不吭，任凭老婆孩子撕掳踢打。孙家大爷当天夜里就死了。他吃豆饼太多，口渴，喝了足有一桶水，活活给胀死了。那时我们的胃壁薄得如纸，轻轻一胀就破了。孙大爷死了，他的老婆孩子，没掉一滴眼泪。多少年后提起来，孙大奶奶还恨得牙根痒痒，骂老头子吃独食，连一点人味都没有，死不足惜。这次年关豆饼，胀死了我们村十七个人，教训很深刻。后来我在生产队饲养室里喂牛，偷食饲料豆饼时，总是十分节制，适可而止，生怕蹈了孙大爷的覆辙。
那几年里，母亲经常对我们兄弟讲述她的一个梦。她梦到自己在外祖父的坟墓外边见到了外祖父。外祖父说他并没有死去，他只是住在坟墓里而已。母亲问他吃什么，他说：吃棉衣和棉被里的棉絮。吃进去，拉出来;洗一洗，再吃进去;拉出来，再洗一洗……母亲狐疑地问我们：也许棉絮真的能吃?
度过60年代初期，往后的岁月还是苦，但比较起来就好多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村里经常搞忆苦思甜运动，大家一忆苦，总是糊糊涂涂地忆到1960年。一忆到1960年，干部们就跳起来喊口号，一是要打倒苏修，二是要打倒刘邓，干部们说1960年的饥荒是刘邓串通了苏修卡中国人的脖子造成的。我们明知道这是胡说，但谁也不去装明白。
一直到了70年代中期，还是不能放开肚皮吃，但比较1960年那是好多了。我从小饭量大，嘴像无底洞，简直就是我们家的大灾星。我不但饭量大，而且品质不好。每次开饭，匆匆把自己那份吃完，就盯着别人的饭碗号啕大哭。母亲把自己那份省给我吃了，我还是哭。一边哭着，一边公然地抢夺我叔叔的女儿的那份食物。那时我们尚未分家，一家老小，有十三口之多。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母亲是长媳，一直忍辱负重，日子本来就很难过，我的无赖，更使母亲处境艰难。夺我堂姐的食物吃，确是混账。我婶婶的脸色难看，说出的话像毒药一样，一句句都是冲着母亲来的。母亲只好骂我，向婶婶赔礼道歉。这是我一生中最坏的行为，至今我也不能原谅自己。长大后我曾向堂姐说起过此事，她淡然一笑，说不记得了。
母亲常常批评我，说我没有志气。我也曾多次暗下决心，要有志气，但只要一见了食物，就把一切的一切忘得干干净净。没有道德，没有良心，没有廉耻，真是连条狗也不如。街上有卖熟猪肉的，我伸手就去抓，被卖肉人一刀差点把手指砍断。村里干部托着一只香瓜，我上去摸了一把，被干部一脚踢倒，将瓜砸在头上，弄得满头瓜汁。那些年里，我的嘴巴把我自己搞得人见人厌，连一堆臭狗屎都不如。吃饱了时，我也想痛改前非，但一见好吃的，立刻便恢复原样。长大后从电视上看到鳄鱼一边吞食一边流泪的可恶样子，马上就联想到自己，我跟鳄鱼差不多，也是一边流泪一边吃。在家里如此，出去也如此。我去偷生产队里的马料吃，被保管员抓住，将脑袋按到沤料的缸里，差点呛死。我去偷拔人家的萝卜，被抓住，当着数百名民工的面，向毛主席的画像请罪。我去生产队的花生地里偷扒刚种下的花生吃，中了药毒，差点要了小命——花生米是用剧毒农药浸泡过的。至于偷瓜摸枣，更是常事。有时被捉住，有时捉不住。被捉住就挨顿揍，捉不住就如同打了一个大胜仗。有一次我去偷临村的西瓜，被看瓜人发现，那愣头青端起土炮就搂了火，扑通一声巨响，惊天动地，打倒了一片玉米，吓得我屁滚尿流。想跑，腿挪不动，被人家当场活捉，用土炮押送到学校去，成了轰动学校的新闻。与吃有关的恶心经历窝囊事，写成文那真叫罄竹难书。这几年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偶尔也敢人模狗样一下，但一回到家乡，马上就像一条挨了痛打的狗，紧紧地夹起尾巴，生怕一翘尾巴引起乡亲们的反感，把我小时候那些丑事抖搂出来。
有人硬说我对军队没有感情，这是让我不能接受的。挂在嘴上的感情多半虚假，藏在心里的才有质量。我当兵之后才真正填饱了肚子，有了一些人的尊严，就冲着这一点，也不敢对军队没有感情。当兵临走前，村里的几个复员兵来给我传授他们在部队积累的宝贵经验。他们说：如果吃面条，第一碗捞半碗，连吹带搅和，凉得快，吃得也快。吃完这半碗，再去狠狠地盛来冒尖一碗，慢慢地吃。如果第一碗就盛得很满，等你吃完再去捞时，锅里就只剩下汤水了。如碰上吃米饭，万万不可咀嚼，只要一咀嚼，南方兵就发笑。我到了部队，才发现那些复员兵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新兵连生活差一些，分到新单位，简直就是上了天堂。我们那单位，只有十几个人，却种了五十多亩地，每年种两季，一季小麦，一季玉米。小麦磨成精粉(我们只吃精粉)，玉米用来喂猪。你就想想我们那单位的生活吧。战友的父亲来队吃了几天，感叹不已，道：什么是共产主义?这就是了。我从新兵连下到新单位，第一顿吃了八个馒头，自觉不好意思，更怕给领导造成不良印象，影响了进步，才意犹未尽地住了嘴。就这样也把炊事班长吓了一跳，跑去向管理员汇报情况，说管理员大事不好了!管理员说有什么大事不好了，难道是鬼子又进了村子吗?炊事班长说鬼子倒是没有进村，但是来了几个新兵，个个都是饭桶，吃得最少的那个，一顿饭还吃了八个馒头。管理员说我就怕他们不能吃，能吃的兵必能干，不能吃的也不能干，我们的粮食大大的有。明天就给我杀猪，给这几个小子油油肠子。第二天果然宰了一头大肥猪，切成拳头大的块儿，红烧了半锅。馒头是新蒸的，白得像雪花膏似的，猪肉炖得稀烂，入口就会融化。啥叫幸福?啥叫感激涕零?啥叫欣喜若狂?这就是了。这顿饭吃罢，我们几个新兵，走起路来都有些摇摇晃晃，吃猪肉吃醉了。我个人的感觉是肚腹沉重，宛若怀了一窝猪崽。这一顿真正叫过瘾。二十年来第一次，就此逝世也不冤枉。但后遗症很大，我整夜在球场上溜达，一股股的荤油像小蛇一样，沿着喉咙往上爬，嗓子眼像被小刀子割着似的。第二天还是大白馒头红烧肉，我们开始羞羞答答，挑拣瘦肉吃，吃起来也有些文质彬彬了。管理员骂道：原以为来了几条梁山好汉，却原来也是些松包软蛋。
又过了几十年，当我成了所谓的“作家”之后，在一些宴席上，又吃到了蚂蚱、蟋蟀、豆虫等昆虫，又吃到了当年吃坏了胃口的野草、野菜，满桌的鸡鸭鱼肉反而无人问津。村里的首富，竟是一个养虫的专业户。我想，怪不得哲人们说两极相通，原来饿极了和饱极了都要吃草木虫鱼，就像北极和南极都是冰天雪地一样。
1997年7月8日
两个人的电影 作者：海藻母亲今春血压居高不下，我怀疑是故乡的寒冷气候使然，劝她来哈尔滨住上一段，换换水土，她来了。说也怪，她到后的第二天，血压就降了下来，恢复正常。我眼见着她的气色一天天好看起来，指甲透出玫瑰色的光泽。她在春光中恢复了健康，心境自然好了起来。她爱打扮了，喜欢吃了，爱玩了，甚至偶尔还会哼哼歌。每天她跟我出去散步，看待每一株花的眼神都是怜惜的。按理说，哈尔滨的水和空气都不如故乡的好，可她如获新生，看来温暖是最好的良药啊。
白天，我看书的时候，母亲也会看书。她从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摞书，《红楼梦》《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慈禧与我》《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等，摆在她的床头柜上。受父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读过《红楼梦》，熟知哪个丫鬟是哪一府的，哪个小厮的主子又是谁。大约一周后，她把《红楼梦》放回去，对我说，后两卷她看得不细。母亲说《红楼梦》好看的还是前两卷，写的都是吃呀喝呀玩呀的事情，耐看。而且，宝玉和黛玉那时还天真着，哥哥妹妹斗嘴斗气是讨人喜欢的。到了后来，宝玉和宝钗一结婚，小说就不好看了。母亲对高鹗的续文尤其不能容忍，说他不懂趣味，硬写，把人都搞得那么惨，读来冷飕飕的。她对《红楼梦》的理解令我吃惊，起码，她强调了小说趣味性的重要。
母亲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直观朴素的。那段时间，我正看关于康有为的一些书籍，有天晚饭同她聊起康有为，她说：“这个人不好啊，他撺掇着光绪闹变法，怎么样?变法失败了，他跑了。要是不叫他，光绪帝能死吗!”为了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拿来《慈禧与我》，说那里面有件事涉及到康有为，也能证明他的不仁义。母亲翻来翻去，找不见那页了，她撇下书，对我说：“不管怎么着，连累了别人的人，不是好人啊。”康有为就这样被她给定了性。
我想让母亲在哈尔滨过得丰富些，除了带她到商场购物，去饭店享受美食，去植物园看牡丹和郁金香外，还带她进剧场。我陪她看了一场京剧，是省京剧院在5月份推出的“京剧现代戏经典剧目回顾展”，上演的是《红色娘子军》《沙家浜》《磐石湾》《海港》等的片段。当舞台上出现穿着蓝军服、戴着红袖标的娘子军时，母亲直摇头。而到了《磐石湾》的演员演唱“负伤痛冲破千层巨浪”时，她干脆堵起了耳朵。好不容易挨到戏散，她得救般地对我说：“这样板戏有什么好看的?太难听了!现在怎么还演这个?这东西怎么还成了‘经典’了?”母亲接着说了一大堆传统折子戏的名字，什么《打渔杀家》《贵妃醉酒》《霸王别姬》《杜十娘》《空城计》等，她说：“还得是这些老戏是个东西啊，样板戏那叫什么玩意儿啊。”听了她的话，我回去后给她放梅兰芳的唱碟，谁知她对我说：“换了换了，我最不喜欢梅兰芳的戏了。”我诧异，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喜欢男人扮女声，听起来不舒服。”母亲真是本色到家了。
刘老根大舞台最近落户哈尔滨的工人文化宫，每晚都有演出，场面很火暴。我约母亲一同去看，她说：“那东西有什么看头?就是耍嘛!”母亲伸出手来，绘声绘色地学着演员：“这边观众的掌声不热烈呀，给点掌声好不好啦?”她说她受不了这个。不过她没有拗过我，有一天，我还是把她拉到剧场。虽然不是周末，但上座率还是很高。母亲说得没错，演出一开始，演员就朝观众要掌声，有的还蹦下台，在观众席中怂恿观众鼓掌。高分贝的音乐震耳欲聋，母亲再次堵起了耳朵，一副痛苦状。演出只到半程，当又一位演员出场后耸着肩膀嬉皮笑脸地要掌声时，母亲终于忍不住了，她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大声对我说：“咱走吧!”我也没有料到演出是那么低俗，赶紧跟着她出来了。出了剧场，她长吁了一口气，对我说：“怎么样?我说就是个‘耍’嘛。花着钱遭着罪，再坐下去，我都要犯心脏病了!”
有一天，我和母亲黄昏散步时路过文化宫，看见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在上映，立刻买了两张票。我知道这部电影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拿了奖。按照票上的时间，它应该开演五分钟了，我正为不能看到开头而懊恼呢，谁知到了小放映厅门口却吃了闭门羹。原来，这场电影只卖出这两张票，放映厅还没开呢。我找来放映员，他说坐飞机要是一个乘客，人家都得给飞，电影票呢，哪怕只卖出一张，他也会给放的。放映员打开门，为我和母亲放了专场电影。当银幕上出现了蒙古包、羊群和淳朴的牧民时，母亲慨叹了一句：“这是真景啊。”母亲看过两部流行大片，对里面电脑制作的假景很反感，所以这真实的场景让她觉得亲切。故事很简单，一个女人征婚，要带着“无用”的丈夫嫁人。而这个丈夫之所以“废”了，是因为打井。这背后透视出的是草原缺水的严峻现实。虽然它与多年前轰动一时的《老井》有似曾相识之处，但影片拍得朴素、自然、苍凉而又温暖，我和母亲被吸引住了，完整地把它看完了。出了影厅，只见大剧场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正在高潮，演员在台上热闹地和观众做着互动，掌声如潮。
我和母亲有些怅然地在夜色中归家，慨叹着好电影没人看。快到家的时候，母亲忽然叹息了一声对我说：“我明白了，你写的那些书，就跟咱俩看的电影似的，没多少人看啊。那些花里胡哨的书，就跟那个刘老根大舞台一样，看的人多啊。”
母亲的话，让我感动，又让我难过。我没有想到，这场两个人的电影，会给她那么大的触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母亲在，我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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