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在离开时给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留下大致相同的遗产，两国在后殖民时期的发展水平也旗鼓相当。但是，这两个国家在1965年以后所选择的道路却迥然不 同。马来西亚选择成为一个以说马来语为主的国家，而新加坡则选择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建立了多元种族的社会。随着马来人口的比重日益增加，一个说马来语的马来西亚将成为更根深蒂固的概念。
在新加坡并入马来西亚的近两年时间里，我领导其他人组织联 盟争取建立一个属于“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竭力克服种族问题。然而，此举遭遇强烈的反对，有时更引发暴力抗议。这最终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脱离马来西亚联邦。
我这一代人一直都相信新加坡和马来亚是一体的。英国人在战 后将我们分开，成为个别殖民地，而我们则争取合并。马来亚领导人一开始并不想让新加坡加入，因为我们的华人多，会打乱整体的
种族结构比例。英国人最终说服马来西亚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 曼，让他相信随着左派分子在新加坡华校日益壮大，新加坡倾向共产主义的危险实在太大。他终于同意让新加坡连同沙巴及砂拉越(沙捞越）一起并入马来西亚，以沙砂两地较低的华人比例平衡我们的影响。
但在我们加入之后，东姑告诉我：“你的政党不该打马来西亚马 来人的主意。”新加坡当时有三个以马来人居多的选区，即芽笼士乃、甘榜景万岸以及南部岛屿，他不希望我们接触那些他认为是马来人地区的选区。然而，我们无法遵从这点，而必须依照宪法行事。宪法没说那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我们仍旧组织了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提倡打造真正的多元种族国家。我们说服砂拉越、槟城和怡保的政党加入，其中有好几个马来族代表。随着总机构的实力越来越壮大，东姑感到十分不快，接着我们被告知新加坡得脱离马来西亚，否则将有流血事件发生。我的内阁当中有一些人反对脱离马来西亚，特别是时任副总理的杜进才。杜进才在怡保出生，而脱离马来西亚违背了他的意愿。他想见东姑，我也鼓励他这么做。但东姑拒绝见他，并写信表示自己已无法控制大局。东姑写道：“这件事绝对别无选择。”
1963年至1965年间，我以新加坡总理的身份出席马来西亚的统 治者会议。出席的统治者都是马来人，他们身穿制服，并有护剑官陪伴左右。所有州务大臣都穿着马来传统服饰，只有我是例外。这不仅仅是象征性举动，而是要表明：“这是马来人的国家。你绝不能忘记这一点。”
新马分家后，我们在马来西亚尝试在种族课题上朝着不同愿景 所作的努力也告终结。回首过去，我感到十分遗憾。假如东姑态度坚定，摆平了马来激进分子，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让华人和印度人在警队、军队和行政机关里分享权力，马来西亚将比如今更加繁荣和公平。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大部分也都能在马来西亚各地复制，两国的情况也将更好。
我大概是对东姑身为一名马来领袖所能扮演的角色，以及其能 力的局限过于乐观了。他出生于不同的年代，是在英国人的统治下长大的，因此将所有的人——包括异族同胞，视为英国子民。他的朋友是华人。他在剑桥大学最要好的朋友是蔡承嘉，而他会打电话给蔡承嘉说：“过来我这里一起享用烤牛肉和白兰地。”东姑也接受新加坡的发展更迅速，并将成为马来西亚的“纽约”的现实，而他可从吉隆坡治理整个国家，并让它成为马来西亚的“华盛顿”。然而，我一开始没能意识到的是，他无法阻止马来激进分子推动以马来人为主的议程。我早该在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之初就看清形势，尤其是考虑到他们当时为了不让华人超越其他种族的人数，而坚持让沙巴和砂拉越加入的决定。马来人既然在马来亚掌权，当然也希望在马来西亚联邦继续当家做主，确保这个国家永久属于他们。
马来西亚人口结构的变化，将使马来人特权更加难以动摇。在 过去40年内，也就是打从马来西亚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马来西亚华人和印度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已大幅下降。华人在1970年占总人口的35.6%,这个比率到了 2010年的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已下滑至24.6%。印度人口的比率在同时期从10.8%下降至7.3%。
这样的种族成分变化是由多种因素造成。马来人生育率较高是 其中一个原因。此外，马来西亚也迎来很多移民，例如移居沙巴的菲律宾人。其政府之后被指向外国人大量发放公民权，以致得召开听证会调查此事。许多华人和印度人选择离开。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尤其常听到父母这么劝告他们：“这是你赴外国大学留学的护照。别回来了。”
我们有40%的新移民来自马来西亚。那些经济条件更好的人会 选择移民到更遥远的国家和地区。对受华文教育的移民而言，台湾是他们早期的首选。近年来，也有马来西亚华族和印族移民选择在欧美和澳大利亚定居。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出人头地的，例如前任澳大利亚金融部长黄英贤。至于那些选择留下的人，一些是没有能力离开，另一些则仍然能突破歧视性政策的局限，通过从商过着不错的日子。后者有许多是同有关系网络的马来人合伙，而他们和印度尼西亚的“主公”企业家没什么不同。这些华裔“主公”同能取得执照却不怎么懂得打理生意的印度尼西亚人合作，负责处理公司业务中繁琐的事务，并因此分得一杯羹。但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子女将如何选择。在马来西亚，当中有许多人会到外国求学，之后就移民他乡。
马来西亚的种族主义政策让它处于劣势。这么做是自行缩小国 家的人才库，不利于打造一个擅用各族所长的社会。他们为了维持一个族群的主导地位，甘愿牺牲人才。马来西亚政府近来也较愿意承认，这些人才已流失到海外其他充满活力的城市，并试图吸引一些旅居海外的马来西亚人回国。但现实情况是，这些举措或许来得太晚，作用也太小了。在一个环球化的世界里，技能、才智和干劲将日益成为人们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而马来西亚正在失去优势。它在对外竞争中让其他国家领先一步。
华族和印族选票的影响力最终将变得微不足道。当这一天到来 时，华人和印度人将无法用选票表达诉求，也不能期望为自己争取建立一个公平和平等的社会。
2008年马来西亚大选过后，一些人强烈感觉到这个国家即将迎 来真正的改变。反对党发出包括废除一些种族主义政策在内的竞选承诺，结果他们取得的战绩是连支持者也始料未及的。就选票而言，这是反对党自1969年以来所取得的最佳成绩。就国会议席而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国民阵线（简称“国阵”）政府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优势。大选一年后，纳吉•敦拉萨接任首相一职，过后推出“一个马来西亚”政策，以促进种族和谐和加强国家团结。
纳吉首相之所以提出“一个马来西亚”政策，是希望赢回他的 政党在2008年大选中失去的一些华族和印族选票。然而，选民是否为之所动？马来人是否热烈欢迎“一个马来西亚”政策？他一开始或许是雄心勃勃，但政治现实也许限制了他后来的行动。他是不可能在不失去马来核心支持者的情况下赢得华族和印族选票的。
“一个马来西亚”这个政治口号，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我 在政策推出后不久和马来西亚的华文媒体代表见面。他们告诉我说他们一开始是将之报道为“一个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但后来被更正为“一个马来西亚”。换句话说，人民共享一个马来西亚，但马来族、华族和印族各族群之间仍保有清楚的界限。这个政策是否能显著地为非土著公民营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还有待观察。
如果说那些希望“一个马来西亚”政策能够为种族关系开创新 时代的人想法不切实际，那么指望反对党有一天能这么做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首先，反对党联盟是不太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夺过政权。但即便它成功了，要废除马来人享有的特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仔细研究人民联盟（简称“民联”）。这是一个临时凑合起来、投机取巧的团队。它连一套稍微一致的理念也没有，仅被一个将政府拉下马的共同愿望维系着。只要它一日不掌控联邦政府，无需执行上述的多元种族政策，它就能维持表面上的团结。然而到了紧要关头，民联将无法摒弃马来人至上主义。倘若民联真的被赋予全力推行政策的权力，这个谎言就会被拆穿，它不是被内部矛盾弄得四分五裂，就会因犹豫不决而陷入瘫痪。联盟内以马来穆斯林为主的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将在胜利中拥有绝大部分或至少足以行使否决权的议席。倘若民联想朝任何有意义的方向迈进，就会立刻遭到它的阻拦。若是这样，马来西亚伊斯兰党就和马来民族统一机构（简称“巫统”）一样，屈服于来自马来选民的选举压力。
要了解马来人特权为何在马来西亚社会根深蒂固，巫统或国阵 能否继续执政不是关键。与其将巫统想成会继续执政的实体，我倒是把马来人视为将一直控制多数国会议席的阵营。无论是哪个政党取代了巫统，成为代表马来人利益的主要政党，作风都不会和巫统相去甚远。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不仅仅是在种族课题上立场不同，但这些年 来，我们已学会了和平共处。我们接受彼此是不同的。当我们在1965年和马来西亚分家时，两国都以英语作为共同语言。几年后，马来西亚决定放弃英语，让学校改用马来语教学，使之成为工作语言。华人私下出资办华文学校。后来，政府断定人们失去使用英语的能力将不利于发展，因此又在2003年重新让学校以英语教数学和科学。然而，这个决定引起了马来人，尤其是来自农村的人的反对，学校因此又在2009年恢复以马来语教科学和数学。当初放弃英语的决定，并非能轻易逆转的。在新加坡，我们也保留了传承自英国的司法独立制度。在马来西亚，政府于1988年针对一些不利
的判决做了一系列决定，其中包括开除首席大法官及其他高级法 官，并且修改宪法，削弱司法权力。20年后，由首相阿都拉•巴达威领导的政府给予那些被开除的法官或他们的家属一笔特别赔偿金。阿都拉自己也承认，1988年的事件是国家面对的“一次危机，而它至今仍没能完全恢复过来”。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选择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建立各自的社会，但 我们都已明白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想法强加在对方身上。我们无法改变他们，他们也无法改变我们。我们就这么相隔两地、相安无事地共存。
新加坡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武装力量，以 维护国家的主权。只要我们拥有一支能够阻吓侵略者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就不会有人来千涉我们。
问：回想当初，您是否觉得自己在推动建立一个“马来西亚 人的马来西亚”时力度太大了？
答：不。倘若我当时不那么推动，我们现在就是阶下囚了。
问：您过去曾经说过，身边有些人不看好新马合并，其中包 括李夫人（柯玉芝）。您曾说过：“她告诉我，我们(在马来西亚）不会成功，因为巫统的马来领导人有全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政治也是以种族和宗教为本的。我回答说我们必须取得成功，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然而，她是对的3还不到两年我们就被迫脱离马来西亚。”
答：是的，但我必须放手一搏。
问：新加坡当时还有哪些其他选择？
答：另一个选择是让新加坡独立，但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面对 当时正在扩张势力的华文中学学生。他们很有可能胜利。可是新加坡一旦并入马来西亚，华人就会意识到自己是身在马来人的地方，而要打造一个属于华人的新加坡，是不可能的事。行得通的是塑造一个多元种族的新加坡。
问：所以这是您想要合并背后的部分打算？
答：不，这并不在我的盘算之内。这是结果。我的打算是我 们必须重新加入他们，以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历史上是一体的。
问：此举不是为了要消除新加坡那些华族的“共产主义威 胁”？
答：不。若是这样，付出的代价就太大了。假设我们在马来 西亚被提控，而且也没有组织马来西亚团结总机构以争取建立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我们今天就会像槟城、古晋或哲斯顿（今日的亚庇）一样。他们的人不是马来族，而是杜顺族、达雅克族以及卡达山族人。
问：一些人也提出这样的看法，认为您和人民行动党之所以 涉足马来西亚，是因为有统治这整个国家的野心。
答：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马来西亚的人口结构不允许这样 的情况发生。他们要非马来人扮演次要的角色，他们有马来西亚华人公会（简称“马华公会”）及马来西亚印度国民大会（简称“国大党”）作为伙伴，协助争取马来亚基层领袖的支持。他们能够操控沙巴和砂拉越，因为这两地的领袖是年纪尚轻的新面孔。在斗争期间，东姑为了让我出局，提议由我出任联合国代表一职。
问：新马分家的时候，报章报道说有许多新加坡人都公开庆 祝。我猜想如果现在问新加坡人的话，他们还是会认为这对新加坡而言是最好的一件事，因为我们能靠自己的双手去决定自己的命运。如今您回首这段往事，尤其是考虑到新加坡之后的发展，您是否会以相当正面的态度看待它？
答：不，我们是在不利的情况下尽力而为。当时的形势对新 加坡不利，他们盘算着我们会吃回头草，并接受他们所开出的条件，摒弃我们同他们以及英国人协商好的条件，而后者给予我们一些在教育和劳工方面的权利和特权。我们是马来西亚独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普通的州属。
问：一些专家提出的其中一个看法是，这种想维护马来人特 权的渴望，是出自一种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因为华族和印族的人数众多。根据这样的看法，如果马来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使国家变得更单一化，他们或许就不那么感到受威胁，而更有可能愿意放弃这些特权。
答：你相信大部分人会支持要他们放弃特权的领袖吗？
问：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少数族群是处于优势而非劣势的。 以中国为例，少数民族在申请进入大学就读时能获得额外的分数。
答：看看中国的历史是如何演变的。中国人是一个偌大的、 自信的群体，他们希望争取少数民族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强迫少数民族遵守独生子女政策，并成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中国的历史背景何以同马来西亚的相提并论？
问：您曾提出，其他国家所提供的例子显示，由一个种族支 配其他人或者全民同说一种语言的国家，往往较具凝聚力。当马来人口的比重变得越来越高时，这样的论点是否也适用于马来西亚的情况？马来西亚会因此变得更好吗？
答：如果你是马来西亚的华人或印度人，你认为你的情况会 更好吗？
问：或许不会。但就整个国家和社会而言，这是否有可能对 马来西亚更有利？
答：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你认为他们的人才都源自哪里？
问：所以您的观点是，他们是有潜能，却没能实现。
答：是的，当然。
问：在马来西亚种族比例经历改变的同时，我们还看到了另 一个趋势，也就是它更加严格恪守伊斯兰教教义了。
答：这是来自中东的一些影响造成的。
问：它能成为进步的伊斯兰国家吗？
答：你相信吗？你的“进步的伊斯兰国家”指的是什么？
问：向世界敞开国门，乐于接受新思想。
答：那他们就不戴头饰，男女彼此握手、坐在一块儿，而正 在喝啤酒的非伊斯兰可以请教徒朋友坐在他身边喝咖喷?
问：但比方说，它难道不能更像土耳其而不是沙特阿拉伯？ 相对开放，接受一些较为国际化的价值观？
答：不，它会是一个马来伊斯兰国家。从前，他们较不拘小 节。如今，他们受中东国家影响，更加倾向于遵守伊斯兰的原教旨。他们过去会在晚宴上以酒招待宾客，并同宾客举杯共饮。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东姑会邀请朋友到他那里一同分享他的威士忌和白兰地。现在，他们只以糖浆代酒敬对方。
问：除了种族和宗教课题，另一个让许多人最为关心的课题 是“金钱政治”和制度内贪污的问题。比方说，将合同发给马来企业的政策，只让很少的马来人受益。您觉
得马来西亚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答：这个我说不上来。如果能找到一群年轻、教育程度高且 想要认真治理国家的马来人，而他们也准备同既得利益集团展开斗争，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在每一个巫统支部，他们的领袖因手持选票而享有特权。所以我不太确定是否能看到改变，除非整个马来西亚经历巨大的改变。
问：说到新马关系，您认为两国有经济合作的空间吗？ 一个 例子就是马来西亚的依斯干达特区，双方都采取务实的态度，而也具备经商的基础。
答：我们暂且先观望一阵，看看依斯干达的发展如何。这是 在经济领域方面的合作，而你必须记得的是，我们把钱投资在马来西亚的领土上。他们大笔一挥，就可以把整个项目从我们的手中拿走。他们不太可能这么做，因为他们还想要有更多的投资。但当我们到那里投资时，我们必须了解，在那里所建起的任何房地产或建筑物，始终属于那块地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