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相比，一组情况不同的北欧国家在面对 一些问题时，受到的打击较轻。在我看来，对于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应该做完全独立的分析，因为它们是自成一格的。
主张福利制度行得通的人往往会举瑞典、挪威和丹麦的例子， 尽管这些国家广泛的社会安全网开支都由政府支付，资源浪费的情况并不普遍。因此他们的结论是，举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为失败的例子，只是反对福利主义者提出的挡箭牌。
对于这样的论点，第一个反驳是，有证据显示，即使是北欧国 家也无法完全避开社会主义政策的代价。例如，瑞典于2011年的失业率为7. 5%,比意大利的8.4%低不了多少，却远远高于亚洲的先进经济体如日本（4.6%)、韩国（3.4%)和新加坡（2%)。
话虽如此，人们应该承认北欧国家在增长方面的表现，确实明 显优于其欧洲邻国。2002年至2011年，意大利和法国的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以美元计算）年均增长率分别是5. 3%和6.1%,丹麦同 比增长了 6.4%、瑞典7. 3%、挪威8. 9%①。而且，它们是在同时保持高度社会支出的情况下，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的。这个现象需要进一步解释。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瑞典、挪 威和丹麦都是相当小的国家。这三个北欧国家的人口总和大约只有法意西三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挪威人口有500万，比新加坡还少。因此，无论是问题的规模、利益的多元还是治理的复杂问题，北欧国家的情况非常不一样。
不过，比规模更重要的是人口的组成，这是了解北欧例外论的 关键。瑞典、挪威和丹麦的民族都相对单一，这使它们拥有一种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有的内部凝聚力，其人民有更加强烈的一体性和团结意识。三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视自己为一个部族，部族成员愿意为同族人受苦。人们愿意勤奋工作，不只是为自己，也为感觉上近乎亲戚的部族成员，而不是为了一群来自世界陌生地区的游手好闲之徒。因此，即使面对福利社会为平衡预算而必须征收重税的情况，只要其他条件不变，富裕的企业大亨和个别高收入者，也不太可能离弃这个部族社会，尽管他们随时能够这么做。而且，他们都是社会上最有能力为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和机会的顶尖人才。如果是一家人，对于缴税去帮助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你就不会持有那么强烈的怀疑态度。但是，如果你周围有大量的外国人，而法律规定在发放福利时不得有歧视，你的态度就会改变。
我在上世纪70年代访问过挪威，那里几乎是个全白的社会。
①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这个美丽的国家有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山峰和冰川，景色迷人，十分 寒冷但很安宁，我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团结。在这样一个国度，不仅是那些有工作的人愿意缴纳更高的税，那些没工作的人也不太可能滥用福利制度，因为他们对社区有一种归属感。也就是说，即使是靠政府救济的人也比较不懒散。
在过去几年，这一切都己经慢慢地改变。因为北欧国家对收留 难民和受迫害者采取了宽松的政策。瑞典每年收留的难民多达2000个，大部分来自非洲国家。目前，那里有八万多难民。难民大量涌入会如何改变瑞典人的公有社会主义观仍然有待观察，但是如果按照其他国家的情况来看，这个人口变化的结果迟早会改变他们对于慷慨援助低收入群体的看法。就种族而言，目前的北欧比起欧洲其他地方还是相对单一得多。
当今欧洲的社会风貌，与我在二战刚结束后到那里留学的情况 很不一样。我当年在伦敦求租房间时，得根据广告致电房东约看房间。我在电话中对他们说：“我姓李，但我是华人。如果你的房间不想出租给华人，请跟我说，这样我就不必白跑一趟。”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英文姓氏，我想一开始先说清楚免得有不必要的误会。果然，有些房东礼貌地劝我不必去了。当时的英国社会就是这样，仍以白人为主，非白人在许多方面都受到歧视。
由于生育率下降和需要劳动力，欧洲国家这些年来己经接纳了 来自亚洲、中东、非洲和东欧的移民。移民舒缓了经济和人口的压力，但也产生了不同的问题。
德国至少有250万人是土耳其后裔。人数之多在德国人之间引 发了强烈反应，极端的当地人出于种族动机犯下的罪行时有所闻，令人担忧。在法国，一些大城市周围，尤其是巴黎，突然形成由少数种族主导的郊区，也让政府头痛不己。因为觉得被边缘化，这些地区的居民不时制造骚乱。2005年的一场骚乱就出现失控的情况，全国近9000辆车被人纵火，使当局不得不宣布长达两个月的紧急状态。就连少数种族的大学毕业生都感觉到被边缘化和受到歧视。官方数据显示，在法国国民中，非洲裔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比法国裔毕业生高出三倍。
到过英国任何一个主要城市的人都会觉得，英国的种族越来越 多元化了。不过，由于华族社群比较不求闻达，并被视为最不会乱添麻烦，当地社会对华族的焦虑已逐渐转移到其他种族。在第一代华族移民当中，许多成了餐馆老板，他们的子女则成了专业人员。今天较受关注的是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和孟加拉人，他们往往爱在某些邻里群居，没融入当地社会，一些学校甚至完全被这些少数种族占据。
种族问题因为宗教元素变得更加复杂。许多移民正好是回教徒 (穆斯林），近年来，他们要求建造有尖塔的回教堂（清真寺）的呼声越来越大。这样的建筑除了会对传统欧洲建筑景观造成视觉冲击，也会加深当地人担心本身习以为常的文化和社区，正逐渐被麻烦的外来者改变的恐惧。如果这些移民是基督教徒，问题可能不会那么复杂。不管多数欧洲人现在还去不去教堂，欧洲作为一个以基督教为主要宗教的社会，当外来移民多数是回教徒时，分歧自然会出现。
欧洲人不如美国人那样欢迎移民，他们尚未成功地融合原有的 移民。美国基本上是一个移民社会，所以更容易接受新来者；其清教徒先辈移民其实不过是约400年前才抵达的。许多移民攀上了美国社会顶层，如台湾出生的企业家、互联网公司雅虎的联合创办人杨致远。欧洲则是由古老成熟的国家组成，对自身的文学、文化和悠久历史深感自豪。
过去两三年，欧洲领导人包括卡梅伦、萨科齐和默克尔，分别 在各自国家宣布多元文化主义己经失败。换句话说，落户德国的土耳其人未能成为德国人，迁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也未变成法国人。欧洲日益认为这些人难以融入社会。虽然宗教、文化和语言都各有影响，种族还是那个抗拒融合的根本原因。然而，欧洲也没办法停止接受移民，因为他们能满足其国内迫切的需要。因此，我们很可能看到的一个局面是，只要情况允许，欧洲各国政府都会让移民进来，只有在选举期间，当极右政党通过激愤的言辞力压温和派对手时，才会踩刹车。无论怎么看，他们陷进的都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两难境地。